魯迅有兩句名言，廣為人知：橫眉冷對千夫指
俯首甘為孺子牛
魯迅這兩句照人肝膽的話，他自己有沒有做到呢？如果我們「求全責備」，至少在婚姻上，他「橫眉」了。而另一位文化名人，胡適，卻「俯首」了──雖然他未必心甘情願。
2005年歲末，我與朋友到北京阜成門內西三條參觀「魯迅博物館」，「魯迅故居」緊鄰博物館。遊人出了博物館，就看到故居，很自然的會進來看看。
魯迅賣掉紹興老家的宅子，在北京西直門內八道灣十一號蓋了一棟新居。1919年十一月，與二弟周作人一家人遷進新屋。十二月，回紹興將母親魯瑞、妻子朱安以及三弟周建人都接來同住，闔家團圓。
到了1923年七月，魯迅與周作人相處不睦，就搬出來租屋暫居，自己設計畫圖另蓋了一座新房子，1924年五月落成遷入，就是現在的「魯迅故居」，被列為北京市重點文物保護單位。
「故居」是一座小四合院，青灰壁牆，朱紅門窗，很普通，但也雅致。三間南房是客廳，西廂房是廚房，東廂房是傭人宿舍；三間北房，魯迅的母親住在東屋，中間是餐廳，西屋是妻子朱安的臥室，魯迅自己則住在北房後接出來的「灰棚」裡。
他不和太太同住一屋嗎？不！從來沒有。一直到死，朱安都是「獨居」。
魯迅早年喪父，對母親很孝順。1906年，他二十六歲，正在日本留學，家中忽然函電相催，說他母親病了，要他趕快回去。回到紹興老家，才知是一場「騙局」。魯母聽到流言，謂魯迅在日本已娶妻生子，吃驚之下，趕快把兒子召回來，為他辦了喜事。
親友都知魯迅是「新派人物」，而準新娘朱安卻是一個不識字、又纏小腳的姑娘，他們等著看一場翻天覆地的「家庭革命」。但魯迅順從了。只是新婚之夜睡在書房裡，第三天就回日本繼續求學去了。
自此以後，他們只維持名義上的、形式上的夫妻關係。魯迅曾多次對友人說：「這是母親送給我的一件禮物，我只負有一種贍養的義務，愛情我是不知道的。」
不過魯迅有一位實質上的太太──許廣平，也是他的「革命夥伴」，他們有一個兒子，叫周海嬰。
1923年十月，魯迅兼任北京女子高等師範學校（後改名北京女子師範大學）國文系講師，每周講一小時中國小說史。許廣平是他班上的學生，兩人因接近而生好感，終於相愛。1927年十月，魯迅偕許廣平南下上海，開始同居生活。至於元配朱安，則留在北京陪伴婆婆。老太太1943年過世後，朱安獨自守護著宅院，直到1947年辭世，「寡居」一輩子。
我們離開「博物館」走進「故居」，已過了下午五點，本來應該打烊了，但那位講解員女士很熱心，看到幾位客人是台灣來的，願意延長時間為我們導覽。在介紹到朱安的臥室時，她沒有對這個不幸的女子表示同情，反而讚頌魯迅的偉大：魯迅自知與她沒有感情，若跟她有實質上的夫妻關係，是不誠實；要是此後再離棄，那更害了她。這樣做，是魯迅先生人格上的完整、超俗。
魯迅、許廣平和朱安之間的事，局外人本不能置喙。但我一向同情朱安，覺得她受害太深，犧牲太大。這回聽了講解員女士的說明，忍不住插了嘴。
我說：魯迅先生有兩句詩，「橫眉冷對千夫指，俯首甘為孺子牛」，大家都耳熟能詳。
「橫眉」代表了魯迅先生不畏惡勢力，敢向傳統挑戰的義勇精神；「俯首」則顯示了他同情弱者，願為他們犧牲奉獻的仁愛精神。魯迅先生既然有這樣的襟懷，為什麼在自己的婚姻上卻不能實踐呢？如果「橫眉」，他應該反抗這樁強迫的、沒有感情的婚姻；如果他接受了這樣的安排，就應該「俯首」對待他合法的妻子。現在，他反其道而行，對他向所批判的舊社會禮教「俯首」，卻對一個無辜的弱女子「橫眉」，這怎能教人心服？魯迅先生在文學上的成就是一回事，但這件事的是非對錯是另一回事。
我還跟她說，與魯迅同時代的胡適，也是早年喪父，也是母親安排他結婚，新娘子江冬秀也是小腳、不識字，但兩人生了兩男一女，白頭到老，胡適沒有欺侮他太太。若從「人道主義」的精神來看，胡適強於魯迅。
那位講解員女士怔在那裡，半天接不上口。毛澤東曾讚揚魯迅是「現代中國的聖人」，又是「三家」──「文學家、思想家、革命家」。中國大陸利用政治勢力，把魯迅神化了。幾曾見過「神」做錯事了的？在「魯迅博物館」和「魯迅故居」這類場合，這般議論魯迅的「反動言論」，大概是很少聽到的。
講解員女士尷尬地笑笑：「您說的這些，我們會報給上級參考。」
讓魯迅這樣文化素養的人，跟一位目不識丁的小腳女子生活一輩子，未免強人所難，我們不能說風涼話。我們所「求全責備」於魯迅者，是他「始不亂而終棄」的沒有責任心和仁厚心。
事實上，胡適對他的婚姻也未必是那麼心甘情願，他也曾向朋友透露心中的苦悶，但他實踐了他楬櫫的「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的信仰。1921年8月30日，他的朋友商務印書館負責人高夢旦來看他，談起他的婚姻，那天他在日記裡寫道：
他談起我的婚事，他說許多舊人都恭維我不背舊婚約，是一件最可佩服的事。他說他的敬重我，這也是一個原因。我問他，這一件事有什麼難能可貴之處？他說，這是一件大犧牲。我說，我生平做的事，沒有一件比這件事最討便宜的了，有什麼大犧牲？他問我何以最討便宜，我說，當初我並不曾準備什麼犧牲，我不過心裡不忍傷幾個人的心罷了。
假如我那時忍心毀約，使這幾個人終身痛苦，我的良心上的責備必然比什麼痛苦都難受。其實我家庭裡並沒有什麼大過不去的地方。這已是占便宜了。最占便宜的，是社會上對於此事的過分讚許；這種精神上的反應，真是意外的便宜。我是不怕人罵的，也不曾求人讚許，我不過行吾心之所安罷了，而竟得這種意外的過分報酬，豈不是最便宜的事嗎？若此事可算犧牲，誰不肯犧牲呢？
愛情、婚姻之事唯當事人冷暖自知，外人難以評斷，但「不忍心毀約」，不讓別人「終身痛苦」，這點知識上的、人性上的基本要求，胡適做到了，魯迅沒做到。
雖然胡適也曾和幾位女士有些交往，旅美作家唐德剛寫得有憑有據，但胡適畢竟守住了最後的規矩。
「在我的後園，可以看見牆外有兩株樹，一株是棗樹，還有一株也是棗樹。」這是魯迅散文〈秋夜〉開頭的一段，很多人讀過、記得。筆者個人也讀過、記得，覺得真好，若我自己來寫，大概是「牆外有兩株棗樹」，不會想到這麼別致、不流俗的句子。
那天我們在「魯迅故居」的院子裡，看到一棵棗樹。「牆外」的那兩棵樹，早死了。後人在院子裡另栽了兩棵，以呼應他的文章。但其中一棵也死了，剩下的一棵就落了單。樹猶如此，正顯示了人世的無常。
那位講解員女士說，每年中秋節前後棗子熟了，會摘下來送給魯迅的兒子周海嬰。2001年周海嬰七十歲，寫了一本《魯迅與我七十年》，在海峽兩岸都很受注意。
「我已經七十歲了，七十年來，我生活中的每一天都是與我父親連繫在一起的。」周海嬰除透露出魯迅的日常生活與脾性外，也對魯迅最後死亡的原因提出了疑問。他懷疑魯迅因病不治可能與日本醫師延誤治療有關。周海嬰也記錄了執政後的毛澤東對魯迅的看法：1957年，毛澤東在上海找了一批湖南老鄉「與老朋友聊天」。座客之一羅稷南是翻譯家，他坦直地問道：「要是今天魯迅還活著，他會怎麼樣？」毛澤東認真沉思了片刻後說：「以我的估計，要麼是關在牢裡還是寫，要麼他識大體不作聲。」
魯迅當年在「舊社會」，發表《彷徨》《吶喊》和《阿Q正傳》時，都是安全的，那時的執政階層或者是很「自制」，或者是懂得一點「容忍比自由更重要」，總是眼睜眼閉，一直到出來一位「海歸派」青年學者。
時間在1930年代的上海。當時已有文名的魯迅，在《文藝與批評》上談翻譯問題，節錄了他從日文翻譯的《馬克思主義者之所見的托爾斯泰》，他承認「譯完一看，晦澀，甚而至於難解之處也真多」，但怕失去原來「精悍」的語氣，只能這樣「硬譯」，希望讀者「肯硬著頭皮看下去」。
二十七歲的梁實秋，剛從國外留學回來，在《新月》上發表〈論魯迅先生的「硬譯」〉，不客氣地批評大他二十二歲的前輩。他說，這「根本是一種毫無生命力的『死譯』」，自己雖然「硬著頭皮」看了，卻「毫無所得」。他並舉了三段魯迅譯文做例子，批判它「稀奇古怪」、「晦澀難解」。
後來研究這樁公案的香港大學翻譯系教授王志宏指出，梁實秋所舉魯迅三段譯文還不是最難懂的，他舉了一段更費解的：
這時候，要來講助那識別在三次元底的空間的方向的視覺底要素的相互的空間底距離的，誰都知道的眼睛的構造，大概是沒有必要吧。
這樣的文字，也難怪梁實秋要「提些意見」。但魯迅生氣了，以〈「硬譯」與「文學的階級性」〉一文嚴詞反駁。他說：梁實秋是否是全國最優秀的人，他看不懂是否能代表全國人都看不懂？魯迅提出「文學的階級性」，大家一看，就知他意有所指。
在此一年前，梁實秋曾在一篇〈文學批評辯〉中，認為文學批評的標準應是「常態的人性」，因為「人性是不變的」。魯迅乃寫〈文學和出汗〉表示異議，指不同生活地位的人，所具有的人性也不一樣，有閒小姐出香汗、勞動工人出臭汗，而要長留世上的文學，到底是描寫香汗好，還是臭汗好呢？
梁實秋當然明白魯迅的意思，他就回了一篇〈文學是有階級性的嗎？〉反對文學專為某一階級服務。
「硬譯」風波起來，魯迅再祭「文學的階級性」，那就是為梁實秋的「資產階級」定性了。與魯迅同屬「創造社」的馮乃超，在《拓荒者》上撰文，乾脆指梁實秋是「資本家的走狗」。魯迅跟著寫了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認為「走狗」還不足以形容，應該再加上個「乏」字。「乏」者，「用夠了」、「用爛了」、「剩下的」之意也。
魯迅因為主持「左聯」，對共產黨的發展有功，大陸建政後，毛澤東譽魯迅為「三家」──文學家、思想家和革命家。魯迅有此欽定地位，文章鋪天蓋地的進了教科書，包括那篇〈「喪家的」「資本家的乏走狗」〉。沾魯迅的光，梁實秋的名字也上了教科書，廣為青少年所知，只不過一直是「階級敵人」的形象。直到「改革開放」之後，梁才被「默認的平反」，不再作「反面教材」的樣板，他的《雅舍小品》也才能低調進入書市，已被承認是一位曠達、雅致、有人文精神的文學家了。歷經大半個世紀，終於證明梁實秋說得對：「文學是沒有階級性的。」
當上海、廣州、深圳、北京等大城市資本家滿街走時，還能罵文學家是「資本家走狗」嗎？
臺靜農與魯迅
張作錦
在台灣大學長期擔任中文系主任的臺靜農，可能被人認為是「老派人物」，當年在大陸，可是意氣風發的「新青年」，為魯迅所賞識，結為忘年之交。
1936年秋天，臺靜農到青島「國立山東大學」任教，魯迅掛念他，寫信問他的近況，臺靜農回信，報告在這個濱海城市的生活情形，並請在病中的魯迅前來氣候宜人的青島養病。魯迅回信說：「夏間本擬避暑，而病不脫體，未能離開醫生，遂亦不能離開上海。」這是魯迅留在世間最後的文字之一，他三天後逝世。
臺靜農來台，在台灣大學任教。由於「反共抗俄」、「保密防諜」的政治效應，與魯迅的那段交往成為臺靜農的負荷。他寫文章不談政治，也不涉足政治圈子，以飲酒、吟詩和書法過標準的文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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