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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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06/29 第8164期  訂閱/退訂∣看歷史報份∣ 直接訂閱

今日文選 【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書評•小說】張馨潔/天堂不去也沒關係，人間就有 【書評•散文】栩栩/時間之死，工筆寫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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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日之書】何定照／九旬頑童黃春明：創作不能有目的 何定照/聯合報 黃春明與收藏的玩偶。（圖／本報記者林伯東攝影） 我老早就寫工農，我只是沒寫兵 黃春明的客廳不放獎座。明明獲獎無數，還拿了六個名譽博士，他卻自有堅持：「創作動機要很純，如果得獎是我目的，我會覺得很榮耀，但我從來沒想要得獎。」他只想把故事寫出來，深信若創作懷有目的，即使是寫同個故事，感覺也會不同，「這是動機不良」。 是這樣的真誠與初衷如一，讓這位公認的鄉土文學代表，在一九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中幾乎未被戰火燒到。北市邊緣五樓的老公寓住家裡，將屆九旬的黃春明儘管髮色銀灰，神態仍是熟悉的熱情爽朗，笑說自己寫小說時間遠比論戰中他人作品遭指「工農兵文學」要早，「我老早就寫工農，我只是沒寫兵」。 早在鄉土文學論戰二十年前的一九五六年，還在讀屏東師範大學的黃春明發表首篇小說〈清道伕的孩子〉，靈感來源是身邊常看到的清道伕。「我把清道伕和自己在學校被罰打掃教室的經驗黏在一起，想說我如果是清道伕兒子，會懷疑爸爸是否也犯錯才被罰打掃，小說都從生活面發想。」 〈清道伕的孩子〉末尾，停留在小學生吉照擔憂遭同學嘲笑爸爸是罪人，從校門逃離，讓許多讀者懸念吉照究竟有否再返校上課；當年執筆的黃春明，思緒可不只停留在表達底層社會孩子的童稚憂心。「我是在批判！」 老作家斂起笑容，回到動筆時那位被退學四次的廿一歲青年：「勞動應該是神聖的，老師為什麼把勞動當罪過，把打掃教室當處罰？這不只是沒教小孩正確觀念，根本是反教育，小孩才會想說清道伕爸爸犯了什麼錯。我這批評很大的！」語氣之激動，彷彿感慨讀者為何沒看出故事背後的控訴。 窮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幫忙 早熟作家有話想說除了來自親身經驗，更多時候來自對周遭的敏慧觀察。黃春明小時因爸爸與人合夥做生意，家庭經濟不致如他小說眾主角般窮苦，但由於媽媽早逝，不久就進門的後母待他不佳，原本就不馴的黃春明變得更叛逆。「我常在外面玩，被制約在家庭或學校的學生沒經驗過的，我大都經驗過，生活上懂得很多。」 離家又逃學的「不乖小孩」四處所見，累積成他小說基礎。「以前文字創作很多是講理論，教小孩做個好學生什麼，我不喜歡。」他要從親眼所見出發，發揮從小跟阿公阿嬤看戲、兩老睡前故事、街坊漫長吵架等得來的浩瀚語庫，「我的小說不從理論開始，知識分子稱鄉下人文盲，其實自己才是口盲。」 一九六二年〈城仔落車〉中跟著祖母找甫改嫁的媽媽的佝僂症小孩，源於黃春明親見的病童，黃春明投稿《聯副》時還寫信給時任主編林海音，要她別把「落」車改「下」車，「那是主人翁生命的吶喊」；一九六七年《看海的日子》源於在萬華寶斗里電器行修電扇半年多對妓女戶的觀察，「農業時代社會很貧困，妓女都是被強迫的。」 然而黃春明親歷的活生生現實，曾被他口中的「理論派」認為不符現實，回顧過往，黃春明猶有火氣。「他們說我太浪漫，一個妓女回到自己村子，大家怎會對她那麼好？」說的是《看海的日子》中，描寫主角白梅為準備生產返鄉，村民的歡迎與呵護。 「他們不知道，窮人不像那些不用別人幫忙、也不幫忙別人的人那麼物化，窮人只有心，心就是互相的幫忙。」黃春明描寫的，正是他曾親歷的小村貧窮人家相互幫忙的情感，「那是種階級的情感」；只是窮苦人家不知自己被社會學者定義為「普羅大眾」，說到這，老作家頑皮捲起舌，裝作費力地學拉丁文發音proletarius。 我們這種頑皮的人很懂生活 理論派設定的想像還不只此。一九七二年《蘋果的滋味》敘述一位建築工遭美國軍官撞斷腿，意外獲各種補償，由於故事中描述到工人家屬私藏醫院廁所的衛生紙，被質疑怎能寫窮人偷衛生紙，「他們認為這有辱工農兵形象」。 「我當場拍桌！」隔了半世紀多，黃春明重回當時的氣憤，再度激動拍桌，不滿理論派還質疑工人太太怎會說「覺悟」這種文雅詞。「我說你怎麼這麼矛盾，台灣民眾那時沒看過那種高貴的衛生紙，會拿出於自然；『覺悟』也是很常用的台語。你對窮人有太多刻板印象，才會不能這樣、那樣！」 但黃春明在《蘋果的滋味》想說的當然不只是速寫窮人，「我這篇批判更明顯」。彼時他驚詫發現台灣在美國打贏二次世界大戰後，忽然變成什麼都美國最好，取名源自「原子」彈的原子衫、原子筆、原子襪、原子鐘遍地開花，中學生愛掛美軍防毒面具包，各界對美軍福利社（PX）乃至委託行趨之若騖……「從那時候，台灣就改變了，什麼都是外國好。」 戀惜台灣傳統社會單純與人性的作家，透過《蘋果的滋味》與《兒子的大玩偶》中在現代化過程中面目模糊的小人物，以及《莎喲娜啦．再見》中反日卻又得帶日本客戶嫖妓的業務等，比理論先一步詮釋了「後殖民」。「我們這種頑皮的人很懂生活，讀書人看到我們寫的比他看到的社會更寬廣深入，理論就來了。」 敏銳的小說家，還彷彿預言家點出台灣那種後殖民式依賴經濟的脆弱。黃春明說，他一九七二年寫《莎喲娜啦．再見》時，台日還沒斷交，結果文還沒刊出就已斷交；《蘋果的滋味》刊出七年後，台美斷交。 雖然從來只呈現生活現實，不寫理論，小說家對島國背後的國際洶湧自有定見。他在空中畫起美國如何防堵中俄的「第一島鏈」地圖，指著他心愛的那個台灣點：「美國絕對不是因為把台灣當朋友才保護，是因為台灣的軍事地位很重要。」只是他遺憾美國為鞏固防線，在發展台灣經濟並嘉惠自己時，也解構了他心目中雖貧窮卻珍貴的農業社會。 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動自己才寫 這份遺憾持續在他作品發酵，近年他發表《跟著寶貝兒走》、《秀琴，這個愛笑的女孩》，前者嘲諷當代商品化社會，後者反映「人人心裡有個小警總」戒嚴時代外，也帶出當年許多人價值觀「被美國片害了」、幻想當明星的悲劇。儘管故事背後總有慷慨陳詞，黃春明始終警醒作品不被意識型態入侵。 他從九○年代開始的兒童文學創作也延續至今。「日據時日本人想脫亞入歐，學很多歐洲童話，台灣童話也變成都是王子公主，但我們應該要有自己的故事。」最新出版的《巨人的眼淚》，他講到書中巨人的心如何細膩，講著講著自己聲音也放軟放輕，「任何故事一定要感動自己才寫。」 問黃春明，怎能好像有兩個腦子，同時筆耕小說與兒童文學不輟？黃春明呵呵笑了：「一個頑皮的小孩，他什麼都會玩！」一面介紹起自己擺滿兩大架的布偶，忽而把手塞入兩只章魚布偶把玩演起戲來，一轉身又眷戀望著從德國坐飛機一路抱在懷裡帶回的半身高雪人。訪談過程總陪在旁不時補充的黃春明夫人林美音笑說，老公真的是個頑皮孩子。 九旬頑童一路邊玩邊不平而鳴，立下台灣文學標竿，但至今拒拍紀錄片，原因也有小小叛逆：「我看別人紀錄片都是從小就很了不起，我不喜歡，因為我是從很糟糕開始。」說自己糟糕，其實也是諷刺以看不見的手束縛人們的各種體制結構與成見，而正是這始終在他心裡的「糟糕」孩子，抵擋外界捍衛住創作泉水的清澈，「泉水乾淨的話，它流出來的水都會乾淨。」 TOP 【書評•小說】張馨潔/天堂不去也沒關係，人間就有 張馨潔/聯合報 宮澤賢治/著，許展寧/譯，邱惟/繪圖《波拉諾廣場》。（圖/有樂文創提供） 宮澤賢治將故事背景所在地——伊哈托布，比擬自己的故鄉岩手縣，他說那是一個如夢似幻的地方，「人可以瞬間躍上冰雲，順著大循環的風，向北旅行；也可以走在紅色花朵下，與螞蟻交談」。小說裡，那參雜著壓力與壓力的生活，來自於人際構築的社會階層，與深邃的俱櫸木森林、風雨樹影無涉。 博物局職員丘斯特因尋找逃跑的山羊，結識了農人法羅傑、米勒，三個年輕人一起在銀色月光的照射下，在廣闊的田野尋找傳說中的波拉諾廣場。聽說那裡充滿著樂器的演奏與歌聲，在那兒的人們將會開心地舉行慶典，在參雜憂愁與壓力的生活之外，是令人嚮往的理想之地。 書中看似靜好的農村，實則階級嚴明，地主與商人驕傲、不近人情，掌握大部分資源，法羅傑與米勒在地主手下工作，承受著壓榨，但性格依舊開朗、樂於分享。尋找波拉諾廣場的過程中幾經波折，迂迴了小說的大量篇幅，然而結果卻不如預期，三位抱有理想的青年，終究認清了世上沒有現成的迦南地，要光臨彼岸，不只是在草叢林木間尋路，也要捲起袖子實際開闢出一條路徑。 距今近百年的日本，三十七歲便逝世的宮澤賢治，在日本文學中開展出詩與童話的新境界，那樣清澈且源於生命深處的文學作品，至今仍感動無數讀者。《波拉諾廣場》、《銀河鐵道之夜》、《風之又三郎》、《卜多力的一生》是他最為著名的四部長篇童話，許多研究者認為《波拉諾廣場》尤其是他人生理想的寄託。 小說之中，眾人合力在現實生活與思想上墾荒，宮澤賢治在此處讓人物說出別有深意的這段話：「我們就趁冬天的時候讀書吧。大家分別讀通一本書，每隔五天就到工廠結合，利用一個晚上，彼此互相提問解答。」於是這一群人夏天在田野工作，秋天收成作物，冬天聚集在一間被商人捨棄的製酒工廠裡製作生活用品、互相交換，平時也不忘閱讀。工廠亦不再釀酒，人人勤奮的貼合著四季與土地的脈動，清醒的追求著幸福，清醒的編織著如夢似幻的理想生活。 這樣的追求在他的作品裡綿延，正如《銀河鐵道之夜》提過的「甚麼天堂就算不去又有甚麼關係。我們老師說過，我們應該在這裡打造出比天堂更好的地方」。正因為宮澤賢治深愛著家鄉土地與自然，一生投入農耕改良，為農民講習知識，著眼於改善農民生活，這個尋找烏托邦的故事，才不致流為無產階級人民公社的樣板，而是寫出他對於世界滿懷著的熱愛，映合著他的人生追求。 TOP 【書評•散文】栩栩/時間之死，工筆寫生 栩栩/聯合報 蔣亞妮《土星時間》。（圖/印刻提供 人們發明出無數單位和工具以計時，年月日時分秒，水、流沙及線香；又或者，時間亦可為節慶、紀念日所標的。然而，人難免一死，一旦涉足死亡，所有手段瞬間失效，僅能粗略地劃分為此前與其後。正如瑪格麗特•愛特伍《與死者協商》所言：「一旦有了時鐘，也就會有死亡和死人。」死亡並不真正自外於時間，問題是，死亡時間如何滑過我們？ 《土星時間》裡，蔣亞妮透過父親、友人和寵物之死，為我們探測時鐘的另一面。借土星為喻，除了援引古典占星學中冷漠、遲緩且富壓迫感的土星形象，亦沿襲了蘇珊•桑塔格談班雅明點出的憂鬱氣息。雙重引用，是對自身星圖與寫作隊伍的再錨定。土星入命，寫生離死別，乃至一切空間地景變遷，像反芻，後座力特別強烈；比如全書開篇〈好好呼吸〉，一口氣從大疫一路過渡到病榻前，說短不短，可是一唱三嘆，箇中糾結與膠著，委實令人心驚不已。 土星當然也象徵著人生低谷，眼下的山重水複，並未允諾將來的柳暗花明。本來，土星就是責任和困難的代名詞。死生互為參照。只是，死亡雖不容迴避，卻也極其弔詭地弗可逼視：當你亟欲逃離，竟發現它恆常在側，當你趨近，又驚覺所有在場都無異於過場。 時間的過去，過不去的時間，既為過去式又同時是現在進行式，亞妮翩然穿梭於不同時態間，爾後，將它們一併留在散文裡。貫穿全書的另一道軸線，當屬她對讀和寫的思索。死亡和書寫如何相互充實？若單單以後者填補前者的空缺，似稍嫌簡略，而她親手拆解時間，重組記憶，讓真實和虛構彼此鑲嵌──真相怎麼可能只有一種？同理，悼亡書寫亦不必囿於一路。有人寫，是為了追回或再現，在亞妮，她向冥渺中投去的一瞥，更像某種確認：最起碼，始終有部分的自己與亡者位處同一時區。 頻頻扣問土星時間為何物，直到終於明白：「最為難的是，一個人該怎麼回應另一個人的『Time』。」測準與測不準，誰說了算，終歸全都作數。 回望土星，始知它的慢，原來是因為動盪太過，人要天翻地覆般重活一遍。土星一年，人間三十年，時候未到不能輕易言懂得，萬幸她懂，走過這一遭，反而能夠坦然領受宇宙的祝福。 其實，西方占星學中，土星掌管命運與秩序，而此二者的至高處交會處，正指向輪迴業力。 山手線的川流，土星環的壯麗，比比皆然。而我私心以為，時間也罷，書寫也罷，總恍如一尾銜尾蛇（Ouroboros）般，雖死猶生，無限循環。 T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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