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閉上眼，嗅到了記憶中飄忽的一股懶散腐敗，不甘腳踏實地的孩子快速增生湧進西門町，那是安非他命，以及俗稱「浪子膏」的髮膠，混合著檳榔的氣味。相較於已成氣候的統領商圈是大學生白領階級的天下，那些混跡西門町的孩子，怎想得到自己緊身七分褲加拖鞋的打扮，在二十年後會成為另一種流行的本土符號？……
無線電視頻道上又在播放某部早年的國產文藝片，看到美得驚人的林青霞走在台北林蔭道上，配著當年紅極一時的插曲，鏡頭一轉，接到另一個路口畫面，那一瞬間，我只恨沒有一個暫停鍵可以讓我立刻按下。
驚鴻一瞥，畫面就過去了。那背景是安和路與敦化南路。既寬且闊的道路，車馬悠閒，四周一片空曠。
後來那些百貨公司與住商大樓都是什麼時候冒出來的？電影完成的時間，推算應該是民國六十幾年，一九七○年代。而我確實記得，國中時忠孝東路只發展到頂好商圈，再下去就什麼都沒了。往國父紀念館方向走，路上還會經過一些水田。
快速的物換星移，想必是發生在接下來經濟起飛的一九八○年代了。台北的風貌，甚或整個國家的發展想像，在一九八○年代就這麼定了調。一轉眼快四十年過去，台北也舊了。
老區振興活化談何容易？從西門到東區，從東區再往信義區，感覺不是一路蓬勃延伸，而是節節轉戰。沒落了就只好棄守，再找下一塊地皮炒高地價。再往東移，就只剩南港汐止了。日前走過忠孝敦化，看見昔日霓虹如晝的景象，自老牌餐廳永福樓熄燈後還持續黯淡中，難道這一切真的是歇業關門的那一瞬間才發生的嗎？如果能有縮時攝影，記錄了十年的變遷，我們會不會才驚覺，改變正在眼下一點一滴進行著，只是我們純然無感？
日日經過的回家路上，怎麼又突然看見某店面在重新整修？原來那間是賣什麼的？鐘錶店還是運動器材行？台灣的裝潢包工效率之高，不用一周時間，一間全新的麵食館已進駐，把原來的印象抹得一乾二淨。就這樣一間一間不斷洗牌，最後都洗成了同花順，不是換成了手搖飲店就是小吃店。
試圖努力回想，一九八○年代的改變好像不是這樣的……是一家家小吃店雜貨鋪轉眼變成了咖啡廳和品牌服飾，是越開越多的麥當勞和電影院，是一間一間消失中的公車售票亭，是鐵路地下化，是解嚴後越來越多的商家延長營業時間，是都會夜生活在逐步形成……好像是朝著進步現代化的方向前進，但是又說不出來，好像也在失去著什麼。
在那個宣告台灣外匯存底世界第一的時代，熙熙攘攘，百花齊放，終於在一九八八年那首〈愛拚才會贏〉推出後，為這一切烙印了鮮明的印記。
我在一九八九年八月赴美留學，沒趕上九月時全新的台北火車站啟用。次年回台過暑假，看到那樣的龐然大物時我傻了。無法形容那究竟是一種什麼樣的建築美學，只感覺那泥土色的隆丘上布滿著黑色格窗，讓人聯想到一個巨型蜂巢。在海外求學教書一晃十載，中間偶然回國也是來去匆匆，為了省錢往返次數也越來越少。一九九○年代的台北對我而言，並不曾發生過。等到千禧年終於鮭魚返鄉，卻又落腳東海岸執教，即使周末北上，已過中年的我早已沒有了在城市中漫遊的興趣。
對台北的印象，有很長一段時間，就這樣停留在了一九八○年代。剛回國時，遇到朋友相約我總會抱歉要求，能否約在我出國前就已存在的某個餐館或地標？直到那些地點一個一個也開始消失了，我終於被迫得在腦中重新描出另一張台北地圖。
於是，「西門町麥當勞門口見」變成了「捷運六號出口等你」。
「敦南的IR餐廳碰面」換成了「誠品書店」。（啊，再過不久，這個地點也將只剩回憶了……）
「去重慶南路上的□□□□」（寫到這兒，我苦思半天竟然想不起餐廳名字，只好去查了一篇自己舊作才得到答案：馬可孛羅）則改為去站前新光三越樓上。
但，再早先的時候呢？那些年，我還是學生的時候，我們都約在哪裡呢？火車站前的噴水池？新聲戲院售票口？獅子林的一樓中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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武昌街的獅子林大樓一直還在，但早已沒了當年的派頭。
開幕時所標榜的，全台第一座觀光透明電梯，箱車吊在戶外升升降降，陽光普照的日子裡，搭乘時可鳥瞰半個台北市。而今觀光電梯早就停擺，所有的記憶都已蒙塵。一樓林立著手機店，二樓的商店街泰半只剩無人的黑洞，還在營業的少數，在門口展示著式樣老氣的各色禮服。六樓以上的各層不知都存在著什麼勾當。與早它幾年開幕的來來百貨，兩棟樓中間曾有的那一塊花園中庭，更不用說，也已被各式攤販霸占。可惜它沒有來來的好運，後來成了誠品生活館，改頭換面獲得新生。
就像早就船過水無痕的人人百貨、洋洋百貨、力霸百貨、建新百貨……也不過就是眾多西門區殘敗消失的百貨商場之一而已，它的落魄並不值得這麼大驚小怪。只是。要不是。因為。一九八八年（又是一九八八？）台灣是那屆環球小姐的主辦國。只是。要不是。因為。武昌街的繁華，具體了當年台北的活力與台灣的經濟實力，這裡曾被環球小姐製作單位選為大會舞的外景地點……
初夏之夜，俗稱「電影街」的整條武昌街封街，獅子林中庭花園掛滿了紅色的燈籠，霓虹閃爍襯底，七十幾國的佳麗清一色著短旗袍，從中庭四方街口婀娜進場。電視機前的我幾乎都認不出，畫面中就是從小到大再熟悉不過的那條老街。
自一九六○年代好萊塢大片《聖保羅砲艇》來台拍片，最後卻發現全片嚴重辱華而遭禁演的風波之後，已二十幾年沒有西方影視來台取過景了。那中間的二十多年，台灣經歷了退出聯合國、台日斷交、台美斷交、越南高棉相繼淪陷的赤化陰影，老百姓都只能在那樣風雨飄搖又封閉匱乏的環境中埋頭苦幹。終於等到了這一年，環球小姐來台舉辦，在許多人心中這不僅只是一場商業活動，而是緊接著解嚴以後，更像是，台灣第一次自信地打開大門，象徵著重回國際舞台的第一步。
要等到許多年後，我才知曉，獅子林大樓的那片土地，在日據時代原有一座東本願寺，後來，竟然成為戒嚴時代讓許多人聞風喪膽的警備總司令部的保安處，多少當年所謂的政治犯曾在這裡遭受酷刑審訊，是白色恐怖最難抹去的標記地物之一。戒嚴一結束，這場環球小姐的大拜拜即刻登場，張燈結綵，歌舞喧囂，像極了一場迎神消災的法會。把一切抹去，不過換來了短暫的繁華，最後依然是荒涼。
回到一九八八年，熱鬧了幾個月的選美最後也成了一場遺憾，被全球同步轉播的驕傲到底撐不到下半場。通常主辦國佳麗會進入前十強的潛規則那年卻被打破，最後后冠出爐，前五名竟然包括了泰國、韓國、日本，甚至香港而獨缺「中華民國小姐」。直到今天，國際選美史上還沒有發生過第二次，像那年由東方美完勝的奇觀，誰能說，這不是因為從初賽到決賽，所有裁判與參賽佳麗在台停留期間，都被某種特有的風情所魅惑了？
但是最後的結果仍讓許多人的民族自信心嚴重受挫，一連好幾天媒體上砲聲隆隆：誰該為選出這麼失敗的參賽者負責？誰該為引進了這樣一場自取其辱的活動負責？有沒有弊案？要不要抵制？……真的就是台灣人的性格啊！任它滄海桑田，數十年如一日，會有這樣的反應不奇怪。
想當年台灣也真的遠離國際舞台太久。環球小姐選美算什麼？殊不知，在接下來幾年，台灣電影不但會在知名國際影展上捷報頻傳，台灣運動員更會在奧運會上奪得金牌……獅子林又算什麼？我們接下來還會有一○一！
但又為什麼，二○一四年盧貝松來台拍片所引起的關注與期待，感覺上其實與當年環球小姐來台舉辦並無二致呢？這回，觀眾又再次失落了，我們引以為傲的地景，不過提供了跨國犯罪劇情所需的異地情調，滑稽中帶著某種陰暗。不似一九八八年，那一場全球佳麗群舞的風華，曾經照亮了一幅我們對未來接軌國際的想像。
那樣的獅子林不復見，就連台灣曾舉辦過這場國際選美都已被遺忘。本以為，武昌街的沒落是在我出國之後才開始的，直到有一天翻到我一九八七年發表的一篇小說，開場就設在獅子林：「……那天偶然經過獅子林門口，沒想到他們高中五專生的地盤，現在也有國中小鬼出沒。那氣味已經完全不一樣……」
那是什麼氣味？
我閉上眼，嗅到了記憶中飄忽的一股懶散腐敗，不甘腳踏實地的孩子快速增生湧進西門町，那是安非他命，以及俗稱「浪子膏」的髮膠，混合著檳榔的氣味。相較於已成氣候的統領商圈是大學生白領階級的天下，那些混跡西門町的孩子，怎想得到自己緊身七分褲加拖鞋的打扮，在二十年後會成為另一種流行的本土符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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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九八八年的五月，無疑是個多事之夏。
同樣的西門町，那頭武昌街上正風風光光上演著環球小姐選美的大會舞，而這頭中華路上，堪稱早年台北設備最好的電影院，「新聲戲院」卻被一把大火結束了它的命運。
多少年來，新聲戲院與中華商場一直就像是西門町的門神，分立於主幹道中華路的兩側。小時候搭公車去西門町，只要遠遠看到了新聲戲院的廣告看板，就知道要準備下車了。它的前身「新生戲院」，曾是二戰後台北市新建築物中最高的一棟，很快便與日據時代便有的國賓戲院 （日文原名「芳乃館」），後來被拆除改建為萬年商業大樓的國際戲院（日文原名「國際館」），以及如今已灰飛煙滅的大世界戲院（「大世界館」）、中國戲院（「台灣館」）……重新帶動起西門町的人潮商機。
新生戲院在一九六六年小年夜遭大火摧毀，兩年後同一地點重建改名為新聲，再度隆重開幕，成為西片首輪的龍頭之一，卻在一九八八年再逢火災，從此走入歷史。
總被祝融所忌的同一場景，難免讓人有種感覺毛毛的聯想。
很小的時候，就聽過大人們口中流傳著新聲戲院廁所裡鬧鬼的傳聞。起因不外是當年的那一把大火，造成了位於同座大樓裡萬國舞廳的三十幾條人命。我是不信這樣的傳聞的，因為死者中並沒有電影院裡的觀眾啊！但是由於大樓中的逃生口都被堵死，而電影院建築整棟密閉無窗，那些欲逃無門的喪命者慘狀卻一直存在我童年的想像裡。
前些年著手長篇小說《惑鄉之人》，因內容牽涉台灣光復後的電影業發展，我在進行資料閱讀的時候，也順便多看了些關於台北這些老戲院的資料，對於新聲戲院鬧鬼的傳說，突然有了一些新的感觸。曾經有人指出，西門圓環的街道圖整個就是一座八卦陣，當年日本人為何要如此設計，到底為了鎮什麼煞，驅哪門子邪，眾說紛紜。鬧鬼傳聞是否也呼應了某種後殖民想像？我開始懷疑。在統治政權轉移的動盪年代，對那些必然存在的許多不公不義，藉著大火冤魂的穿鑿附會，是否投射了某種心裡底層的反撲？
從新生到新聲，地主老闆都是一位叫周陳玉樹的傳奇人物。一個本省囝仔，修收音機的小工，如何能從當年接受台灣的國民政府手中取得多片土地，自然極不尋常。有人說他是投機分子，但他也的確有遠見，因為不光是新生戲院原為日據時代《台灣新報》的舊址，他隨後又購下了位於武昌街二段日本人留下的糖廠，蓋起了樂聲戲院；而剩下的土地在轉手時，合約中竟然明訂只能蓋戲院，於是才有了後來的日新戲院與豪華戲院，加上原本專放日本片的台北戲院，電影一條街蔚然成局。他接下來轉戰大稻埕，在寧夏路建了第三家國聲戲院。同時握有新聲、樂聲、國聲三家大型電影院，這在當年可說是教父等級。
對於西門町電影院的興衰能如數家珍，歸因於父母是影迷，養出了我這個小影迷。猶記得牽著他們的手擠在排隊購票的人潮裡，在樂聲戲院看了《大法師》與《屋上提琴手》，在新聲戲院看了《火燒摩天樓》與《睡美人》，還有在豪華戲院，看了應該是我生平的第一部歐洲藝術片，布紐爾的《青樓怨婦》。當時我約莫才小學二年級，父母怎麼會帶我去看了這部充滿性虐待場面的電影？或許他們事前也不知道會有這樣的情節？但我可沒被女主角性幻想被丈夫鞭打的畫面給嚇到，散場後還大咧咧問他們，為什麼她會作那樣的夢？「因為她的丈夫不能人道。」沒騙人，我的母親真的就給了我這樣的答案。
一九八○年後，去西門町看電影已經多半是個人行動了，父母就這樣一步步淡出了我的娛樂生活。
但我記得，最後一次與他們一同看電影，是二○○一年回國任教後的第一個春節。大年初一，在那間位於中華路上一棟商用大樓四樓、同樣業已走進歷史的總統戲院，看的是梅爾吉勃遜主演的《男人百分百》。幾個月後母親罹癌，與父母一同進電影院的記憶成為絕響。一同消逝的，還有那個老西門町，那個只要去一趟西門町都像是過節，滿足了所有食衣住行加育樂的年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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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今每回與人相約西門捷運六號出口，在等待徘徊的同時，我總會出現一種幻覺，以為又聽見火車要來了。叮叮叮叮，柵欄放下，軌道兩側的人車滾滾都瞬間凝結，彷彿那是某種重要儀式，一個許願時刻的來臨。
列車經過，車窗口一張張臉孔都帶著興奮神情，張望著流動街景，不期然便與馬路上的我們四目交會。或許是出外的人來到台北，看哪，這裡就是西門町！或許是返家的人，看到了中華商場頂端的國際牌巨型霓虹燈，便知道很快就要到站了。而在路上等待火車穿越的我們，有人在盼望著明天，有人在回味起往事，不可否認的是，這是一個充滿人生故事的城市，我們都在故事裡。
然後一九九○翩然而至，整個城市進入了故事的下一章。
又豈止是原本的新聲戲院已重建為錢櫃西門館，火車不再從路上人們的眼瞳中穿梭而過而已呢？消失的中華商場，消失的建成圓環，消失的重慶南路書店，消失的路橋，消失的老屋門牌、消失的老餐廳老店鋪……
多情應笑我，早生華髮。活在這座被視為天龍國的城裡，我們難道還缺什麼不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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