班傑明來電，大喊了句：「解決了！」隔著電話，我聽得到背景中法庭特有的吵雜聲。陽光灑照在我桌上那疊卷宗，我慢慢地闔上它，也蓋住了這一年多冗長如夢的驅逐案。事情的確「解決」了。這個拖欠房租十九個月的頭痛房客終於得搬走，我們也終於脫離這場司法拉鋸。但在那聲「解決了」之後，我卻無法釋懷：這不是勝利。
我責怪自己太相信法律的公正力
最初，只是艾爾蒙地（El Monte）一戶房客房租延遲。租客推說丈夫失業，管理公司交涉兩個月未果，循程序請律師介入。我心中懷抱對美國司法制度的信任，相信水落石出是遲早的事。哪知程序走到最後關頭，租戶竟要求轉入陪審團審理（jury trial）。
年輕認真的經理班傑明立刻打電話來解釋詳情，「陪審團最快要到明年八月才能排到遴選，那之前房客可以合法繼續住著不付房租，而律師要先收一萬美元出庭費，才開始替我們看文件。」
幾十年來，我始終信仰著美國的司法制度，總覺得一步步來，真理自會昭彰。沒想到，連個開庭通知都成了奢望，正義竟要排隊排上兩年。
我點頭答應由管理公司出面談和解，但時間彷彿掉進深井，六個月後好不容易排上和解庭，對方律師請病假，延一個月；下次，又因另案缺席。一次次，我緊握電話問：「還要拖多久？」
我懷疑起加州所謂的「大民主」是否早已走偏。一紙租約之下，欠租者可以不付租、拖延訴訟、拒絕搬遷，而守法納稅的房東，卻只能無聲旁觀。古人說：「民無信不立。」如今的制度和程序，卻讓守信者成了最寂靜的輸家。
我責怪自己太相信法律的公正力，也埋怨管理公司讓這樣的房客住進來。我要來他們的入住申請檔案，一面翻一面咒罵自己的倒楣，卻在申請書前愣住了。
那位年輕媽媽誠實地寫著自己沒有工作，在家照顧三個孩子，靠公公與丈夫的薪水維生。公公在運輸公司工作四十年，丈夫在建築業工作八年。我順著這些資料往前查，他們在前一戶租屋穩住六年，因為生了小寶寶，才換租更大的單位，是個模範租戶啊。我腦中浮現他們剛搬來時，一家人開心打掃、掛窗簾貼壁畫的模樣。
我是那個推他們一把的惡人嗎？
但人生總有風雨突至。隨著建築業景氣下滑、家人失業，房租開始拖欠。後來雖然湊錢想要補交一部分，但程序已啟動，律師告訴我們：一旦進入驅逐程序，就不能再收租金。這原本是為了防止租客拖延與欺詐的規定，卻在這家人身上成了一道進退兩難被封死的門。
我猜，在那段期間，那些擅長訴訟策略的律師趁虛而入，說服他們拖延程序來換取時間，再從未交的房租中抽成。這一場案子，拖了十九個月，鬧到最後連法官都看不下去，裁定強制和解，對方提出的條件是前帳一筆勾銷，我們不得保留任何紀錄。我點頭，只想結束這段夢魘。
管理公司歡聲雷動，惡房客終於走了，我卻想著他們被迫搬家的夜晚，孩子是否還不捨貼在牆上的卡通貼紙？他們找到新工作了嗎？有沒有存下一些錢？還是所有積蓄早已被律師榨乾？我忍不住相信，他們一定把我這個遠在天邊的房東，當作驅趕他們的惡人，看著那張法庭公告，他們會不會心碎地想：「這世界怎麼這樣？」
在美國，有高達48%的人只差一張薪水支票，就可能流落街頭。如果他們這一年沒找到工作、沒能存下錢，他們會去哪裡？那位開了四十年卡車的老父親，會不會某個夜裡，只能坐在停車場裡打盹？
想到這裡，我竟有些恍惚。我是被制度辜負的倒楣鬼，還是那個推他們一把、讓他們跌出屋簷的惡人？是非善惡，在這世間層層折射之下，糾纏交錯，模糊不清。我放下卷宗，走到窗邊，看著陽光穿透空氣中的微塵，映出一室光影。光影裡的我，竟也不知該如何回答——
到底，誰善？誰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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