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王威智×郭熊／穿越在穿越之徑（上）
「多美麗」的本質一點也不美麗
●王威智：
我在十三里駐在所平台走走逛逛，爬上平台後方的山坡，紛密的樹幹枝葉成功阻斷俯瞰的念頭。轉向南側駁坎，駁坎高過一人，不特別高大，卻有城牆般護衛的味道，前方是整片平台少數樹木稍微密集的區域，一地落葉，鬆鬆軟軟，一踩，稍稍陷落而後彈回，踏著感覺很不實在。
爬上駁坎閉上眼，試著令前方的樹木逐一消失。薄弱的想像力遠遠不如電影特效，房舍、水柱並未一一再現，只是平台愈來愈空闊，輪廓變得更清楚。從所在之處看去，角度有些熟悉，應該就是幾十年前攝影師取景所在。跳下駁坎前，轉頭往身後的南方望去，茂密的草木遮蔽視線，眼前一片綠牆，但方向沒錯，幾十年前如果攝影師也曾望向南方，一定會看見新康山。
有的事情單靠想像似乎已足夠，有時我甚至武斷認為想像是逼近真實的有效、美好又經濟的途徑之一。不過，「トミリ」被「武斷」音譯成「多美麗」還大為流傳，我不很認同。「多美麗」的本質一點也不美麗。
●郭熊：
如你所說「多美麗」並非「多美麗」，但我也習慣改不過來。倒是，你讓我想到在許多夜晚，林淵源大哥總會提到「大分事件」，而他口中的「大分事件」也非史料所記載1915年布農族人出草事件。而是十三名族人，遭日人誘拐殺害，至今仍未得知已故先人屍骨到底葬於何處。每次聽他講起這段故事，我都能感受到一條路，在不同族群眼中也許截然不同，而我所站之處即是當下。
再回神，大哥開口說：「當時的人背貨物，早上從大分出發到佳心，晚上就可以回來。」我在大腦試想，按照現在的距離，單趟就要三十五公里，能夠一天來回，那當時路況一定很好。
意外讀到青木說三的《遙想當年台灣》。這本書提供了一個當年駐派山地的日本警官，親眼所見的山區生活，不只是管理監控、日常起居，同時更難得記錄布農族人的出草事件。當年道路形成之後，各種不同身分的人跟隨而至，警察、生意人、苦力……
我想起美托利駐在所過後，路上一塊石碑，紀念開鑿道路時發生的出草事件，石碑上清楚印著一串名字，令我印象深刻並非日人，而是潘阿生、潘阿武、潘納仔。當年大哥曾說這是海岸山脈的人。
道路連結的世界遠比我想像的更多元，道路不只串起族群間的交融，竟連帶1904年日俄戰爭之後，日人由俄帝手上俘獲的速射砲亦跟隨道路來到深山之中。我放下酒瓶，森林後面傳來綠鳩的叫聲，像極了有人在遠處呼喊。我再次想起大哥曾說：「在這邊要敬畏，因為每塊土地上都有先人的足印。」
踩在日漸荒廢的古道上，不免替路感到惋惜，特別是多美麗之後，道路戛然而止於垂直的崩壁前。雖然如此，但路的精神並未消逝，現在人改道而行，只不過需先高繞海拔200公尺，後下切約海拔800公尺才又接回古道。
道路還在嗎？我走在這條道路上時常這樣詢問自己。道路確實存在，從史料、口述之中，我得知關於這條道路的許多故事，一旦走上道路，眼前出現早已荒廢的布農家屋或駐在所遺址任人遙想當年。
受螞蝗困擾
●王威智：
林大哥的「大分事件」也許是指1921年托西佑社人在大分駐在所遭日方誘殺，一般稱為「第二次大分事件」。文獻裡的史實不一定等於被述說的歷史，人們對風雨的感受未必一致，卻是真實的。
直到今日，走進山裡我仍甩不開一個念頭：從前生活在這一大片山裡林裡的布農族人，還有後來的日本警察，也受到螞蝗困擾嗎？
《東臺灣展望》對我像一隻螞蝗，一隻巨大沉重的螞蝗。那些老照片無論如何翻拍轉載A拷B拷到處流傳，就算顆粒粗大模糊朦朧，總是執拗的散發一種說不出的迷幻，整個東臺灣，尤其花蓮，洋溢著一股嶄新嫩澀的氣息。
茁長中的港市正青春，市區沒有老過四十年的建築物，那些在任一意義上都稱得上新穎的街道、房舍、電線桿……與第一次看見它們的我相隔僅六十年，幾乎都消失了。
並非一切不存。
毛利在越嶺點遠眺的大水窟山、秀姑巒山還有蒼茫的箭竹原，站在大水窟池邊凝視的雲天倒影，爬上（臺中）州（花蓮港）廳界領受的山風，與今日所見所感沒有明顯的差別，稜線的起伏依舊，在沒有遮蔽的原野風一吹照樣令人瑟瑟發抖。不像山下的花蓮城，大水窟好像只多了孤立的山屋，少了州廳界上的六角亭。
至於毛利一一拜訪且欣然接受招待的那些駐在所呢？他沿途看見的風景呢？他特地描述的那些大樹呢？那些他一一注目而今日看來自說自話的紀念碑呢？他走過的山路與鐵線橋還在嗎？
一定有什麼是毛利當時看不見的。透過追索，希望有一天我能看見。
●郭熊：
好幾回在雨中步行數小時，拖著疲憊身軀抵達抱崖山屋，我熟悉對著所有人大喊：「檢查完螞蝗，才能進山屋！」雖然如此，但山屋的通鋪上，螞蝗仍前仆後繼而來。
狹小的山屋內，空氣瀰漫著霉味與老鼠屎的酸臭味，慌慌張張跑到門口彈去黏附手指上的螞蝗，一回神，看見鐵門上蓬頭垢面數日未洗澡的自己，竟然是笑了出來。
螞蝗、髒、臭……所有的一切都很惱人！但卻有更大的滿足凌駕之上。在《路：行跡的探索》提到路有路魂，路的精神來自於使用者對其賦予的功能，布農族人在日治後期被迫集團移住至山下，山林回到國有地後，人雖然徹底退去，但山上的路並未消失，再次成為野生動物的路，這條道路似乎正在回到最初的樣貌，回到當年人還未至，動物尋著樹梢上散發的櫟子香氣而至，或許正是如此，在廣闊的森林，動物跟著物候而走。我們則跟著動物而來。路魂似乎解釋了我們為何要千辛萬苦重裝徒步至大分？因為大分有一片青剛櫟林！每逢冬季，櫟樹結果，吸引四周的動物前來覓食。而我們跟著大哥的腳步來到大分進行研究。
最早對大分的印象來自於《尋熊記》，記得年紀輕輕的我，滿頭熱血寫信給黃美秀老師，請求她答應讓我擔任志工，正式入境有熊國。我們口中的「大分」是古道上的布農族舊聚落，並留有日治時期的歷史遺址。
大分駐在所是八通關越嶺道的一站，可以說是日治時期拉庫拉庫溪上游的管理中心。日人在數層的河階地上，蓋有武德殿、彈藥倉庫、大分小學和番童教育所，更有提供女性聚會的豆腐小屋和酒保，然而，如今踏足至此，僅剩些微圍牆和玉山國家公園泛黃的解說牌遙想當年盛況。
我相信威智應該也被大分龐大的歷史遺跡所吸引，但我有一不解。為何如此重要的據所，1911年設置的大分駐在所卻未建有神社？此乃我至今最大疑惑。
大分的氣候宜人，特別是由海拔2200公尺高的多美麗山稜線下切至闊闊斯溪（拉庫拉庫溪的上游），森林逐漸轉乾，空氣也溫暖起來，一路提心吊膽的螞蝗竟然也消失在栓皮櫟林之後。
不曉得威智造訪大分時，是否也對這段陡降海拔800公尺的山路記憶深刻？當我帶領學弟妹入山第三天，經過這段好漢坡的洗禮之後，看他們雙膝微微顫抖，面有難色之時，只要抬頭望見鮮豔的紅色鐵皮山屋出現在對岸河階上，再累，都有了再次前進的方向。
櫟實與動物的消長關係
●王威智：
那段800公尺下坡真的彷彿怎麼下也下不到盡頭，相當磨人。但如你所說，遠遠看見闊闊斯溪對岸的紅色屋頂令人感到安心。
第一次來到大分恰逢十月入秋，正是櫟實轉熟的時節。隨意逛逛走走，前大分駐在所軍械室裡的槍架大致完好，那些用來承置槍托的淺凹彷彿不久才挖成；闊闊斯隧道前有一群出了名的仙人掌，不知何以在此發長（說來弔詭，卻是其出名的緣故），肥碩綠莖上的退化葉在闊闊斯溪岸尖銳得異常突兀，此地水流充沛水氣多麼充足。無所事事一整天，隔日下午才去訪山屋下方另幾階平台。我得看一眼那兩座石碑。
樹木茂盛，濃蔭篩落細碎的日光。許多酒瓶，褐的、綠的，三三兩兩，也有聚而似塚的。那些為枝葉放行的碎光游移於一地落葉和綠的褐的酒瓶之間，常常激起玻璃質的輝耀，即閃即去。
走著走著，想起兩部分析大分地區青剛櫟與野生動物消長關係的論文，其一討論「櫟實結果對於大型哺乳動物豐富度之影響」，另一篇是你的力作，探討「野生動物對青剛櫟種子和苗木存活之影響」。從題目看起來，兩者似乎存在某種「鏡像」聯繫：根據調查與監測，鏡像之一顯示「黑熊的相對豐富度於各年之青剛櫟結果季皆顯著大於非青剛櫟結果季」，另一個鏡像則反映「（人工擺設於地面的）櫟實被掠食的壓力與掠食者出現頻度有關」，在這個特地設計的實驗裡，黑熊並非櫟實的最大消費者，鼠類和水鹿才是。
穿出濃鬱的樹蔭，石碑一前一後一大一小，暴露在陽光下。一旁毛利之俊看見的櫻花樹早無蹤影，後來一度包圍石碑的竹林也已消失，只有草與蕨，高不及腰，都青翠得令石碑顯得蒼白灰澀。
與其說看見，不如說聽見在此之前讀來的聽說的關於石碑紀念的事件關係者雙方所傾訴聲稱乃至於批判在我心中衝撞交融的混音。往事可以透過追溯與辨證而浮現部分事實，但事實不等於真實，也許近似櫟實與動物的消長關係。
石碑說的只是特定立場的事實。視野允許看見，但僅限某些面向，毫釐無差面面俱到的真實大抵不存在，只能趨近。
●郭熊：
要跟威智分享一件趣事。
我參與黑熊調查工作的前幾年，一頭黑熊也未曾見過，反倒是熊的排遺撿不少。有趣的是，當我身邊朋友聽到「黑熊研究」，總會露出驚恐表情問：「你不怕危險？」「黑熊會不會攻擊人？」一時之間，好像也無法清楚說明，內心五味雜陳。
畢竟最初我也以為能「直接」接觸到臺灣黑熊，但研究工作花費更多心力進行青剛櫟森林的物候監測。這其實不難理解，畢竟為了找到行蹤縹緲不定且數量稀少的野生動物，唯一方法就是找到牠必訪的時間點。
大分的山谷之間布滿青剛櫟樹，結果季一到，喜好櫟子的黑熊由四面八方而來。走在山屋附近的青剛櫟林下，隨處可見黑熊抓痕，如看得更仔細則發現樹幹上的抓痕有新有舊。
時常我看著看著就出神。腦子充斥大大小小的疑問。
同一隻黑熊會年年拜訪同一棵樹嗎？
黑熊會有自己熟悉的山徑嗎，是否年年尋著同樣路徑來到大分？
突然，我想到林淵源大哥曾說：最早大分才沒有熊會來，黑熊都在托馬斯那邊！托馬斯在布農族語即是黑熊很多的意思。一條路，隨著人的移動、時間與自然演替有了新的轉變與詮釋。
●王威智：
很久以後，我才發覺感興趣的不完全是1930年代的景物，看風景似地看毛利之俊的展望似乎不合宜。我好奇的是他怎麼看，他沒看見什麼又為什麼看不見。
毛利之俊未提及螞蝗（這個小東西大概不值得有限而珍貴的版面），卻注意到托馬斯果實癟小的蘋果樹（說不定又酸又澀，像鄉愁），他也沒有把筆墨和底片用在沿線的布農族人身上，除了教育所的兒童。
然而那些統治者遣來山間的警察，除了擔心突如其來的子彈、刀、烈焰與吶喊，也受到螞蝗困擾嗎？跟著上山的女眷和孩童一定頗以為苦。「ヒルにご注意ください。」不確定這麼說對不對，如果可以，我希望立一面標示牌，提醒他們「小心螞蝗」。
布農族人呢？即使看多了這種環節動物，即使「要吸就給它吸，常吸到傷口都流血，久了就習慣」（獵人王光祿語）。（註）
幾乎所有相遇都是不期而遇：佩戴頸圈之前的黑熊、埋伏的螞蝗、意料之外的照片、隨手翻開的舊籍……偏偏追索有時始於不期而遇。
八通關越嶺道是我追索的路徑之一，為了盡可能看見毛利之俊沒有看見或他沒有讓後人看見的，化作螞蝗是有效的方法，咬住不放，切開「表皮」，釋放蛭素般的熱情，阻止已逝的時間繼續凝固。這麼做也不保證吸得到什麼，畢竟目標不像螞蝗渴望的血液摸得到看得見甚至聞得出氣味，但要是不做就什麼也吸不到。
一開頭你說「道行之而成」。一旦走的人少了，路的壽命大概就離盡頭不遠了，這似乎是八通關越嶺道正面臨的命運。去年十一月我們碰面聊到這條路。你認為路況愈來愈糟，不建議走全段。假設有機會再走一次，我不會再像螞蝗那樣頑固，遇到風險巨大的障礙，將考慮乖乖回頭。
註：引自蕭紫菡〈「如果被當成罪人，怎麼把狩獵文化傳給下一代？」──專訪布農族獵人王光祿〉，環境資訊中心，2024/10/15
。2025年二月《文學相對論》
江鵝×謝子凡，將於2月3-4日登場，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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