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學紀念冊】曾麗華/微斯人，吾誰與歸—

2023年12月2日星期六

【文學紀念冊】曾麗華/微斯人，吾誰與歸——永憶王文興老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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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日文選

【文學紀念冊】曾麗華／微斯人，吾誰與歸——永憶王文興老師
【文學紀念冊】郝譽翔／文學使人快樂──閱讀王文興老師
【聯副文訊】推石的人──王文興追思紀念會暨文學展

今日文選

【文學紀念冊】曾麗華／微斯人，吾誰與歸——永憶王文興老師

曾麗華/聯合報

王文興寫給沈君山、曾麗華夫婦的賀卡。（圖／曾麗華提供）

大四這年我急著在出版社編輯部開始工作。自幼家風寒素，父母認為無所事事游手好閒是萬惡之源，小學六年級暑假便央得稅捐處熟人同意我去抄寫一張一毛錢的稅單。中文系各名師課在不衝堂情況下，我皆選盡，似已無憾。不才名師棄，教室位置我越坐越偏越遠，學術荊棘路於我篤定一片黯然，早入社會工作是明智之舉。

選修王文興老師的小說選讀與創作，動機其一是對文字訓詁聲韻學等必修課備感疲憊，經典深奧，豈能常談。幾年下來心中總不悄然，想快快擺脫烏絲欄朱絲欄無標點斷句古籍。王老師課可能一學期交出三四篇自由寫作便可，沒有沉重教材累牘註解。其二是夜間上課對我白天上班如天賜良機。

自入中文系，除風靡的中英對照紀伯倫Gibran先知薄冊，我從未特別讀過什麼原文書。大一必修英文只記得William Blake英詩第一句Tiger Tiger Burning Bright，以猛虎猛虎，光焰萬丈翻譯自娛外，英文程度不自量力竟膽敢選讀此課，難免忐忑不安。

我能鋸斷桌椅好讓天花板變高沒人看到我嗎，偌大教室學生稀疏不滿十，第一晚，見王老師袖珍身形儒雅威儀兼之，徐徐自黑色廊廡外走近講台，他立即聚焦攤開書本，顯然對座下學生任何動靜無動於衷。第一個選讀作家作品是海明威A Clean,Well Lighted Place及Cat in the Rain。 □

翻翻手中兩篇講義頓覺一陣竊喜，英文簡直極簡到沒有生字。Bauhaus泥水建築頂平宅方，開幾個窗眼就罷，室內空無一物，無設計可言就是它的設計。這短得不能再短的A Clean,Well Lighted Place，內容虛無如嚼蠟。一個自殺未遂的耳聾老人在咖啡館獨飲不欲離去，一個年輕侍者不耐繼續侍候斟杯，只想快快打烊回家摟著妻子倒床蒙頭大睡，一個年長侍者深悉這位八十古稀年老常客孤寂無依，在這間乾淨明亮的咖啡館夜夜獨飲，是他，我自忖可能連續自殺，的唯一慰藉。王老師讚譽這篇創造出海明威最經濟用字卻最強烈無人可仿效的風格或文體。他開始緩緩逐字逐句朗讀，我在教室後端逐字逐句貫注全神，一一跟從。

廣播劇男主角自兒時環抱的收音機來到耳畔，像個具備思想的樂器，王老師略低的男中音堪稱是他全身發育最完熟的部分。紙上文字化作黑暗中浮現的一泓光池，斑駁葉影灑落在老人臂膀，他擊盞作勢再要續杯。多麼驚人的精讀魅力，王老師琅琅讀著海明威，教我們從咬文嚼字裡看見聲音。形象，音符，標點，行於所當行，止於所不可不止。年長侍者喃喃自編不輟的禱文Give us this nada our daily nada and nada us our nada as we nada our nadas and nada us not into nada but deliver us from nada…Hail nothing full of nothing, nothing is with thee.萬福虛無，萬福無所事事。音樂可無，那些無法成眠的人在亙亙長夜，只祈求有一個乾淨明亮的地方可去。

第二篇Cat in the Rain，一對美國男女在義大利小旅棧。二樓面海，面公園及戰爭紀念碑。正在下雨，王老師曼聲吟誦，而且強調雨紛然落下的音韻，美似音樂經過句。The rain dripped from the palm trees. The sea broke in a long line in the rain and slipped back down the beach to come up and break again in a long line in the rain.房間虛空沉悶，他們應該已是夫妻。叫George的丈夫始終倚床看書，一兩句答腔，眼睛沒抬起過。做book widow的妻子百般無聊遠眺窗外雨景。她發現屋外窗旁桌底瑟縮著一隻躲雨的貓。她下樓出外尋貓，侍女追後為她撐傘，夫人你找什麼，貓，雨裡有隻貓？桌底小貓卻已杳然無蹤。她嗒然回房照鏡，絮絮著想把短髮蓄長挽髻，想春天降臨，想擁有蠟燭銀匙漂亮新衣等質實可感可觸的奢華，但若一切都得不到，至少她可以要求得到一隻小貓咪入懷。不久叩門聲開，門框赫然站著侍女，奉主人命送來一隻體龐的玳瑁貓。

王老師說女性頭髮長短在海明威筆下是重要的暗示。如果讀者能看出許多作者沒寫出的冰山，那就是一個成功的作者。寫出好的短篇小說根本就是寫詩。我開始學會，好的文學經過精讀細讀，嚼蠟之文可以嚼出冰山，嚼出含英咀華。有一次他在課堂說了一句，我聽來好像打字機驚愕得停頓下來，然後永遠凝止。「三十歲以後，我根本不需要其他經驗了」。他那雙透明鏡片後的眼睛不還天真未鑿嗎，而我們一般人不都自我惕勵「閱人如閱川，經事更諳事」的一生嗎？

同學繳出小說習作後，王老師批閱發回前必在課堂上擇優數篇，宣讀匿名文中精采片段並加討論。有文筆精美純熟者讓我相對羞愧自己的拙劣，惟早習於自己多年課業成績滯留在中後段班，寫作不行，至少閱讀已經精進。學期已近結束，一如往常，我把所學所思放在最後一篇習作名為「蘭菲的找尋」。故事愚蠢，技巧搪塞，文字又擠又擰，意象費力推敲，所能者儘量把爬格字跡寫得怯怯生生，端整漂亮，一張稿紙六百字好不容易湊齊四張。整整一學期小說選讀，對我稚嫩可憐的腦袋已經收穫滿載，有時甚至幸福嘆息觀止矣，若有他樂，吾不敢請已。學分修畢，告別台大，陸止於此，海始於斯。

最後一堂課王老師循例宣讀佳作，〈蘭菲的找尋〉竟然在內，一時難以置信聽見「這位同學，簡直進步了太多太多」。我的蒙混作品矇騙住了王老師？抑或老師對學生的聊表精神鼓勵？手中盯住發回的稿紙，圈點數行之外，末端有王老師草草幾個確鑿大字「進步了許多許多」。

充滿神奇密碼的「進步」，似紙上升起的一道彩虹。滿臉赤熱離開教室，下課後的文學院靈樹印度黃檀沙沙作響，三兩美麗活潑的女同學被男友接走，笑語盈盈暗香去。大三拉警報，大四沒人要，我兀自一人踽踽而行，明天還要繼續出版社編輯部「語言學概論」的枯索校對。

校園一片漆黑，黑暗中又似乎藏著看不見的顏色，小小生物因而快活著唧唧作響。那個省電年代，無人想到把空曠地變為Well Lighted Place。王老師說三十歲以後就不需要經驗了。他是一座實驗室，他和現實世界的連結刻意如斯微弱，難道過多的人情世故，過多的淑世理想，對純潔的寫作心靈也許是一種光害？

〈蘭菲的找尋〉像瓷杯一樣摔出窗外，然而我永遠記得杯上花紋一般的「進步」兩字。只管往心靈深處找尋進步，成為我終生的Clean and Well Lighted Plac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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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學紀念冊】郝譽翔／文學使人快樂──閱讀王文興老師

郝譽翔/聯合報

小說家王文興。（圖／聯合報系資料照片）

王文興老師在文學史上引起過的爭議和論戰不少，包括《家變》是否敗德，《背海的人》語言實驗是否走火入魔，然而我覺得最耐人深思的卻莫過於在七○年代末鄉土文學論戰中，他曾經主張文學的目的無他，就是在使人「快樂」。這句話一度引起鄉土派的圍剿。然而，快樂究竟是什麼？快樂又何其稀少難得？若不是文學藝術所給予的光與熱，生命將會何等空洞？王文興老師這句話遭到的扭曲誤解，正如他的作品少人能讀一樣，先知者，總是得站在世界的另一端，默默承擔著寂寞。

但王文興老師應就是刻意選擇寂寞的了，他的眼神彷彿總是望向一個我們所無法企及的遙遠國度。我在台大讀書時，偶爾走在文學院的長廊，遇見了王老師徐緩獨行的身影，他一身裝扮簡單，似乎多年未變，就連執教課堂時不疾不躁的談吐，也是多年未變，如此溫文儒雅的優雅形象，似乎與他《家變》乃至於《背海的人》中前衛大膽的語言風格，乃至於叛逆獨行的思想精神，似乎是背道而馳的兩個極端，然而這看似矛盾的結合，或許也正是台灣現代主義的特質——一個屬於知識菁英的產物，以極端的個人主義和抽象思維，反抗六○年代台灣社會的戒嚴高壓，而拒絕與現實妥協和溝通。

因此當社會運動的激情都已隨著時間煙消雲散之後，究竟誰才真正是台灣文學史上一位永遠的反對者呢？想來想去，恐怕也還是唯有王文興老師一人吧，以他對於文學的純粹信仰，以及對於文學一種近乎潔癖的堅持，徹底實踐了現代主義的反叛精神。正如同他在《家變》序中所說的名言：

任何文學作品的讀者，理想的速度應該在每小時一千字上下。一天不超過二小時。作者可能都是世界上最屬「橫征暴斂」的人，比情人還更「橫征暴斂」。

我曾經多次努力實踐這種閱讀的速度，但卻從來沒有成功過。每小時一千字，一天不超過二小時。這種把文字奉若神聖的態度，彷彿已將文學推到了「宗教」的境界，而不允許一般人去輕易地狎玩褻瀆。

換言之，語言文字在王老師小說中，已不再是傳達信仰的媒介，而是成了「信仰」的本身，也是他殫精竭慮著力的所在，卻也往往成為他最受人爭議，甚至和讀者分裂的起源，這在他早期的《十五篇小說》就已見端倪。但王文興老師當然不會在意別人的看法，在《十五篇小說》他早就表明了自己「愛怎麼寫怎麼寫」的態度：

〈母親〉、〈草原底盛夏〉——尤其〈草原底盛夏〉——是可以使我掛幾許微笑的篇作，管別人怎麼想，愛怎麼寫怎麼寫。凡故事，人物，心理，全部去牠的。

不管讀者是否可以消化，如何不受任何外在因素的干擾，盡力打造語言的翻轉和實驗，才是王老師創作時念茲在茲的所在。

不過，這其實牽涉到小說的一個根本問題：如果小說是一項說故事的藝術，那麼二十世紀小說所面臨到的最大難題，並不在於故事（亦即內容）的好壞，而是在於怎麼說，也就是創作者普遍感覺到寫實主義有所不足，已經無法承載人生荒謬歧異的面向，所以「形式」成為二十世紀藝術革命的軸心，甚至唯有透過形式的開發與翻新，務去陳言，避免陳腔濫調的窠臼，才能夠反過來賦予內容更多的意義。

《十五篇小說》可以說是王文興老師語言實驗的開端，而《家變》集其大成，至於《背海的人》則是越走險峰，甚至已到不可解讀的地步。「仄」字是王老師喜用的形容詞，譬如「仄巷」、「極仄的三級台階」等等，而我們或許也可以如法炮製，用「仄」一字來概括他的語言風格：晦澀、不順、拗口，出乎意料的停頓和變奏。因為對王文興老師而言，遷就讀者的品味，形同是一種出賣自己的行為，而如此純粹又虔誠的文學（或文字）信仰，更使得他的小說如同發光的晶鑽，獨具一種超越凡俗的色彩、音響以及氣味。

如此一來，《家變》雖是一部小說，我們卻也無妨把它視作為一首長詩，例如書中以阿拉伯數字2標示的一段：

風彎了樹。他在窗框密閉的室中，迎對窗子。背後響著父親與母親的動靜。房中一亮一晦，風把窗外遮護的桂花樹颳開的原故。枯葉讓颱風橫向吹刷。在桂樹深枝間，有頭文絲不動的鳥鵲兀止。

這一段既沒有故事，也沒有情節，與前後文也沒有關連，看似多餘，但實如項鍊上不可缺少的一粒珍珠，密實而有光，與其他段落交相輝映，折射出迷離之美。

當然語言形式的開拓，也絕非一場文字遊戲而已，最終的目的還是在為作品帶來更豐富的意義。劉紹銘便以「驚心動魄」、「異端」、「離經叛道」來讚譽《家變》，這不僅指它的語言文字，更在於書中所揭示的人性之真實：「王文興面對人心真相之勇氣，為二十年來台灣文學所僅見。」而如此「面對人心真相的勇氣」，更近乎一種超驗的宗教信仰，以及對於生命終極意義的近逼與叩問。

正如廖咸浩〈微笑中的拈花者——懷念王文興老師〉一文以莊子之「道」，精闢分析王老師的小說美學，是如何以超越的方式去逼近「人性之真實」：「原來，他所言的『快樂』並非皮膚濫淫的流俗之樂（包括為文罵街之樂），而是形上之樂。」又結合王陽明「心學」詮釋之，指出：「此樂更接近王陽明所謂的『樂』，是心之本體，樂不是一般七情六慾的樂，但也並非外於七情。文學的功能，就是透過作品重新發現如何從生活（七情六慾）回歸於樂。如此，則俗世中本有靈光，甚至說俗世即靈光亦說得過去。」

我以為這正是王文興老師作品最動人的所在。他大膽地迎向「俗世」，尤其「性」和「死亡」向來是他筆下重要的兩條旋律，彼此交織，互為反襯，而「死亡」是人類宿命的悲劇，顯示人之存在的可悲和可憫，至於「性」則啟蒙的關鍵，卻也是人類走向墮落和沉淪的開始。《家變》中范曄趕走父親，並取而代之，無非是佛洛伊德弒父戀母的「伊底帕斯情結」的演練，然而，世人是否也要如同伊底帕斯挖掉自己的雙目，來為自己的愚蠢盲昧而贖罪呢？

王文興老師〈最快樂的事〉是一篇短短幾百字的作品，卻沉痛揭示了生命的孤寂與虛無：

他們都說，這是最快樂的事，but how loathsome and ugly it was!

但若非如此勇敢刺破現實的假面，我們又如何能夠穿越世俗的綑綁、宿命的限制，以臻至一種真正永恆的「形上之樂」，並且欣喜於：「俗世中本有靈光」，所以根本無須外求呢？誠如他所言：文學的目的就在使人快樂，而這種絕對的「快樂」，我以為，正是王文興老師留給台灣文學界最重要的啟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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