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為兩千年代，便是一如開挖一條地下通道那般地形塑而來，眼見樓起，眼見盛放，但在一切勃發之前，
是九○年代暗地裡的慢慢醞釀——政治解嚴、經濟發展、社會氛圍逐步開放，
一件一件的材料蒐集齊全了，時間輕輕將覆蓋住的蓋子揭開。
許多物事至此浮出了它的輪廓，快速抽長起來……
記憶裡，西元2000年的第一天是周六。天空即將亮起之時，父母搖醒被窩裡睏倦的我，到新搬進不久的社區廣場，等待新年第一道曙光。那一年我七歲，瞇著眼看天空一角濛濛發亮，內心並沒有太多情緒湧動。身旁有人歡騰，有人靜靜的微笑，我在溫暖的日光中泛起睡意，回家後再度蒙著頭睡去了。
直到中午醒來，見到餐桌上的報紙印著幾個斗大的千禧年字樣，我對這個模糊而神聖的時刻才稍稍有了真實感，經過一個夜晚，紀元來到了第二個一千年。
千禧年前夕，受到千禧蟲症候群影響，各地銀行機關出現大排長龍的補登存摺人潮，元旦當天的報紙除了歡慶，更多是報平安：「千禧年絕不是世界末日，進入千禧年的國家依次報平安。日本、中國、俄羅斯及南韓等大國都未傳出災變。紐西蘭、澳洲官方宣布一切正常，大眾熱烈歡迎新的一千年到來……」而西元2000年並不如我所想的，世界在一夕之間變得簇新，可以轉身一別，放下老舊事物——它僅僅是前一個時代的延長，即使換上新的面貌，內部仍然填充以八○九○年代的棉絮。
我的生活沒有產生太多變化，學校裡，英文老師繼續播她喜愛的BoyZone"No Matter What"，歌唱比賽的指定曲是我出生以前發行的〈明天會更好〉，每周好幾天，學生依然要到操場舉行朝會，跳1998年推出的新式國民健康操。我在大太陽底下和另一列位置相對的男生一邊嘀咕，一邊不標準地走位，音樂換了好幾首，最後以〈茉莉花〉一曲草草收尾。
沒上學的時候，我經常和爸爸待在客廳看電視，螢幕上一排一排的數字跳動，遠遠看去一片綠色。受網路泡沫影響，股市從萬點跌落至三千，爸爸每天守在螢幕前，反覆撥電話給一位股票市場專員彭小姐，股票買進又賣出。我坐在一旁，百無聊賴地咬著冷凍庫拿出來的結冰養樂多，等著接收股市收盤後的電視機，只要他一離開座位，我旋即湊上去播放一張不知道哪裡燒錄來的盜版卡通光碟片。
新世紀的前幾年並不平靜，2001年九月十一日，打開電視，每一台頻道都在轉播濃煙密布的災害現場，那棟布滿火光的建築是世貿雙子星大樓，主播神色凝重地說，有一架被挾持的飛機，朝樓房自殺攻擊。
九一一事件發生之後，各式各樣陰暗的流言於煙塵中升起，其中一則我讀到的傳言是，燃燒的大廈濃煙中，神祕地浮現一張撒旦的臉，暗示這整起事件是來自惡魔的復仇。這樣穿鑿附會的猜測理應止住，然而那個年紀的我太過好奇，遂搬來笨重的噴墨印表機，試著將幾張被稱為怪象的照片列印出來，印表機嘟嘟嘟地慢慢刷色吐紙，還沒印完一張，墨水匣就用盡了，只能貼近電腦螢幕找尋煙霧裡那張模糊的臉孔。
隔不到一星期，新聞媒體仍追逐於恐攻事件時，納莉颱風挾帶著強風豪雨侵台。它緩慢的移動走向，造成全台大淹水，六十五萬戶停電。中壢老家原來就地勢低窪，頭幾日適逢漲潮，水淹得深，道路轉眼間成為河流。姑姑氣急敗壞打電話來，，即使與話筒相隔一段距離也聽得見她的怒吼，「溪邊的街道都做大水啦，不知是哪一戶的瓦斯桶飄到我們家門前，水再不退，要call-in到電視節目抱怨！」
納莉風災影響深遠，至今西門捷運站的牆面仍然標示著當年的淹水線，每次路過，都像是撞見一句陳舊的警語，刻上石牆以為記。而2001這一年，國際、國內兩件大事的接連影響，使得股市重挫，國內股票營業所關閉數日。當所有的投資客，包含父親，煩惱於擾動的數字時，我仍然是不知世事地放假、吃泡麵，絲毫沒有一點對外在世界的憂慮。
颱風過後，學校安排一連串大規模的整復，包括沒完沒了的水利工程、樓房補強和樹木修剪。學生必須在早自習時間提著水桶，裝滿枯葉雜草，一桶一桶地運送到學校另一側的腐葉集散地。那個學期我正好被選為衛生股長，原先的工作內容只有每周一次分裝藍色漱口水，或偶爾發放蟯蟲貼片、頭蝨藥水，在颱風過後忽然身負重任，在校園的各個掃區之間遊走。
那樣全校師生埋頭清掃的情景，直到後來SARS爆發才再次出現。疫情期間，導師調配一大桶漂白水讓我們拖地、擦桌椅。每一天的掃除時間，都像是欲徹底洗去舊物底色那般地用力刷洗著，整座校園散發奇異的氣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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小學五年級的某一天，親戚帶著一盒號稱「排隊美食」的烤小饅頭來家裡，我拿了一枚吃，口味酥香濕潤，不知不覺就吃完一盒，可惜烤饅頭店沒有經營太久，還沒購買第二次，它們就從市區一間一間地消失。沒過幾年，許多人甚至已經淡忘鎮上曾有這麼一間店。
回想起來，從九○年代末期開始，許多物事都在媒體初開放的推波助瀾下，旋風式的興起與退燒：葡式蛋塔、麥當勞Hello Kitty玩偶、泡沫紅茶店……民眾瘋搶而後冷卻，一波一波的流行如浪潮一般難以捉摸，有時甚至還未傳入較為偏遠的鄉間，熱潮就消退得沒留一點痕跡。
如此一窩蜂的現象，能不能歸納成是意識形態多元以後，人們無從分辨，進而產生的一種從眾心理？
也是在2000年以後，影視娛樂逐漸豐富起來，日本動漫行銷海外市場、本土劇一檔接一檔華麗播出，開啟無線四台與有線頻道的競爭賽。晚飯後，一條街上總有幾戶人家在看高收視的《台灣阿誠》、《飛龍在天》，大人間流行的話題，圍繞在前一晚播出的影集上。
大概是因為家裡只有無線頻道的關係，我沒跟上幾部當紅戲劇，將心力全投入在學生間流行的玩物。從福利社商品到全班傳閱的郵購型錄，我動輒向父母索討零用錢，和同學一起訂購後來從沒用上的紅十字會郵票、卡片，再後來，書包裡必定有一本交換日記或六孔活頁簿，下課時間一群女生拿出各自的本子，交換填寫冊子裡的個人通訊錄，我時常覺得自己和朋友的情誼有一大部分是建立在這些紙張上。畢業之前，暗戀的男生遞來本子要我作答，其中一道題目「喜歡的人」讓我大受驚嚇，想了很久，才故作曖昧地填上：不告訴你。
我的小學時代結束，家人決定從龍潭遷回中壢老家時，中壢的地景已經歷經了一次翻新。中正路上一整棟的墊腳石書店開業，成為年輕學生約會碰面的場所，而同一條路上的老地標、原來被稱為「大時鐘」的中壢第一市場，人潮已不如當年熱絡，陳舊的建築外觀，讓它顯得搖搖欲墜。
另一個年輕人相約的地方，是位於行政區中心的威尼斯影城，亮麗的紅色空橋和歐式建築，每到假日，買電影票的隊伍便沿著建築物漫溢到馬路上，昔日幾座老牌的戲院，如大東、來來、金府金宮，終究不敵新開幕的影城，一間一間停業。
新世紀前五年，各大城市漸漸成形。台北101完工。美麗華落成。地圖上，一枚一枚發亮的地標破土而出，逐漸構成日後都會區的樣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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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0年代我的其中一個生活轉變，是國中以吊車尾的成績莫名其妙考進音樂班。看到榜單的那刻，心裡第一個念頭是，這一屆選考大提琴的人數是不是很少，才讓我蒙混上了？房間裡的提琴和鋼琴，自此從課餘玩樂的物件，變成為一門升學考試計算的科目。
入學通知信裡，夾著一疊術科老師的簡介，開學之前，學生要先到學校選擇往後的個別指導老師。選老師的流程是，從第一名的學生開始唱名，依照入學名次輪流到黑板登記，每位老師名額有限，至多只能收一兩位學生。我是備取生，沒有太多選擇，也不知道從何選起，於是按照媽媽的意思，隨意指著一個陌生的名字，就這麼沒頭沒腦地圈選下去。
開學第一堂個別課，我在琴房門口無意間撞見同門學長被老師轟出來，面露急欲求生的驚懼面色離開，立即對自己的選擇後悔不已，只能咬著牙裝作沒事一般地敲門進去。下課後學長好意提醒，老師的脾氣大，曾從住家四樓將學生的琴譜丟下，進門萬事小心。
開學發下的音樂聯絡簿裡，需要註記每天的練琴時數，我常常偷懶，拖延到上課前一天才胡謅出數字，然而錯誤百出的琴聲一次次將謊言揭穿，每周鋼琴課的下場經常是被臭罵一頓。
有一天，坐隔壁的同學偷偷告訴我，他的大提琴老師曾教過一位鼎鼎大名的學生——周杰倫。聽說這件事時，周杰倫已經直衝上各大音樂排行榜的最高位置。能和歌手同門讓人羨慕不已，我開始趁她上個別課時，豔羨地湊在琴房走廊的窗戶上，偷看這位老師長什麼模樣，可惜始終只見到一個嬌小的背影，更遑論向老師打聽歌手消息。
那些年，我的隨身聽裡播的大多是兩千年代出現的新聲音，五月天、周杰倫、孫燕姿……每一張專輯，都像是初升的星星似的，各自占據天空一方閃亮。
對我而言，2000年堪稱是周杰倫音樂盛世的元年。他以獨特的呢喃慵懶唱腔，以及混用R&B、古典樂編曲曲風出現在流行樂壇，推出第一張專輯《Jay》隨即進榜，並拿下金曲獎最佳專輯。之後，以幾乎一年一張唱片的速度，快速席捲並定調流行音樂的走向。
我沒趕上第一張專輯發行時的風潮，認真聽起他的音樂，已經是發行《范特西》、《葉惠美》的時候，下課時間我和同學一起聽〈安靜〉，回家後將它設為手機鈴聲，還特地買了鋼琴版本的樂譜練習。那段時間琴房裡的情景和他歌詞中的描寫如出一轍，「只剩下鋼琴陪我彈了一天，睡著的大提琴，安靜的，舊舊的」。
其中一張我很喜歡的《范特西》專輯封面他穿著一件紅色帽Ｔ，以叛逆的形象，唱出一個青少年的倔強、寡言和內向，當我聽著他寫的歌詞，常常感覺到自己與他有幾分相似。即便後來整座小鎮的街道開始播放他的歌曲，他仍然埋頭在自己的音樂創作裡，拙於與他人互動，和聽著他專輯的眾多少年少女一樣，有太多的心情，不能與外人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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國中一年級第一次運動會結束，全班還在激昂歡悅的情緒之中，隔天早自習時間，導師將門窗關起來，向我們公布班上一個同學的死訊。
運動會放學後，她走在馬路邊準備搭車回家，被疾駛而過的公車撞上，送醫搶救不治。消息來得太突然，一些同學啜泣，一些人愣愣的，不知如何反應。那個聲音好聽、平常愛唱歌的女孩，怎麼突然就消失了？
我在那個時刻，初次感受到一個人活著將要面對的失去與搖撼。日後許多的告別，常常讓我回想起教室裡她空下的座位，以及那個早晨，每個人是如何以各自的方式理解生命的遠行。
彷彿那個早晨的烏雲始終沒有散去，接下來的學校生活非常容易地摩擦出毛邊，動不動就增生一些爭吵，一些自卑，一些暗戀。然而所有凌亂的情感無能安放，只能暫時將注意力束緊在升學考試上。
升上二年級的暑假，我開始煩惱於自己與同學間的程度落差。一次考試完，老師建議我另外到她家中補課，於是接下來每一個寒暑假，爸爸與我，有時還有沉重的大提琴，一起搭上擁擠的火車，周折至台北上課。
我對台北認識不深，前一次到訪，是國小校外教學的陽明山夢幻湖旅行。幾年後再次來到這座城市，正好遇上捷運信義線開挖的交通黑暗期，以及我自身混亂的青春過渡時期。內在與外在的交互影響下，使得那段路程經常籠罩在一股低壓之中。
我彆扭地不想與家人一同出門，卻因為認不得路，只得讓父親走在我前頭。彼時捷運內湖段仍在施工，得轉乘一班公車再走上一大段路，路途中我們經常無故地爭吵，並不時迷失在車流巷弄裡，好不容易才抵達老師家。我上課的時間，爸爸在附近的公園等待，下課後，再一路無話地回家。
有幾次行經開挖的捷運通道，圍起柵欄的坑洞內嘈嘈作響，地面上卻只有輕微震盪。我在日後見到了它啟用的模樣，但始終不知道地表下曾有過的形成軌跡。那或許正如同十年之間，難以察覺的變動將一個人成形。
我以為兩千年代，便是一如開挖一條地下通道那般地形塑而來，眼見樓起，眼見盛放，但在一切勃發之前，是九○年代暗地裡的慢慢醞釀——政治解嚴、經濟發展、社會氛圍逐步開放，一件一件的材料蒐集齊全了，時間輕輕將覆蓋住的蓋子揭開。許多物事至此浮出了它的輪廓，快速抽長起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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