艱困時代的經濟學家

2020年9月25日星期五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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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9/26 第6822期訂閱/退訂∣看歷史報份∣ 直接訂閱

人文薈萃

【出版者言】莊瑞琳／艱困時代的經濟學家
【閱讀□世界】祁立峰／魔鬼藏在詞彙中
【書評□散文】崎雲／物我齊一，處境的引譬

人文薈萃

【出版者言】莊瑞琳／艱困時代的經濟學家

莊瑞琳（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聯合報

春山出版社總編輯莊瑞琳。(圖／王志元攝影，OpenBook提供）

艱困時代的到來總是難以預期，

但卻孕育出非常不同的經濟學家，

如因《二十一世紀資本論》

有全球影響力的皮凱提，

他致力組成跨國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

而班納吉與杜芙若

也成立貧窮行動實驗室，

要為貧窮政策提供科學根據……

艱困時代裡，人人都在擔憂經濟會不會好？自己的國家有競爭力嗎？但不幸的是，人們往往也不相信經濟學家。二○一九年獲諾貝爾經濟學獎的阿比吉特．班納吉（Abhijit Banerjee）與艾絲特．杜芙若（Esther Duflo），新書《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Good Economics for Hard Times）一開場就大開經濟學家玩笑。這對經濟學家夫妻檔舉例英美的民意調查，顯示經濟學家的可信任度只贏過政治人物，還比氣象預報員差。

比氣象不準是有道理的。以大家最關心的經濟成長來說，到底什麼因素能使經濟高速成長，是投資教育、減稅還是技術創新？雖然我們經常聽到減稅才能助益經濟成長的說法，但從歷史與研究可知，至今仍是一團謎。班納吉與杜芙若就提到，一九七九年在美國經濟陷入停滯焦慮的時期，哈佛大學教授傅高義出版了《日本第一》，大談西方國家應該學習日本模式，結果隔年日本經濟成長率崩跌，至今未曾恢復。一九八五年經濟學家盧卡斯疑問印度為什麼不能像埃及與印尼那樣發展，是否有「印度本質」的問題？結果從八○年代開始，印度進入三十年成長期，印尼、埃及反倒陷入經濟困境。現實的發展總讓學者尷尬不已。

班納吉與杜芙若就直言，經濟學界是時候拋棄對成長的癡迷了，從歷史來看，經濟年成長率即使未來長期不到一％，也只是常態，在西方，十九世紀初之前，沒人知道什麼是經濟成長。而從一九六○年代到二○○○年代的稅率研究也發現，各國的減稅幅度與經濟成長率完全沒有關係。今年因為COVID-19疫情，美國第二季經濟成長率是負三二．九％，是空前嚴重的情況，疫病或許正在提醒世人，如兩位作者所提示的，各國政府應該要追求的不是經濟成長，而是生活品質。

《艱困時代的經濟學思考》是寫給面對近幾十年世界的巨大變化無所適從的人。過去以研究非洲、拉美與亞洲窮國著稱的班納吉與杜芙若，敏銳地發現，不平等的加劇、民眾對政府的不信任、社會動盪不安等問題，不只發生在窮國，政治上的極端主義、排外，是已開發國家也在經歷的事情，所以他們決定動筆，探討當代五大核心經濟議題：移民、貿易、經濟成長、不平等與環境，希望以清晰的科學根據，釐清被政治人物與媒體名嘴誤導的方向。他們相信，在人們不滿與絕望的時候，更需要好的經濟學。

核心經濟問題帶來的諸多危機與其產物，最具代表性的是美國總統川普。川普從各方面看都是矛盾的現象，他是房地產大亨，享受過去發展的紅利，是金字塔頂端的一％，但卻搖身一變，抓住民眾恐懼與被剝削的心理，彷彿成為弱勢者的代言人，指責移民帶來的壞處，貿易上逐步提高關稅，認為貿易傷害美國經濟，已是超級強權的美國，還需要編織「讓美國再度偉大」的美夢，甚至大蓋美墨圍牆，宣示護美決心。其實過往許多研究已指出，移民不會拖垮當地經濟，更不會降低當地薪資或就業機會，甚至是相反的情形。川普代表的現象，或許可稱為尋找替罪羔羊的反應。

貿易原來的定義，是讓市場決定誰該生產什麼，提高效率。曾主導全球貿易自由化的強國，如今認為貿易的贏家是窮國，富國是輸家。窮國在貿易開放後，不平等下降，富國反之。對此兩位作者提出清晰反例，有些第三世界國家開放貿易後，藍領工人薪資下降，印度受貿易自由化衝擊較大的地區，其實貧窮的情況沒有改善。他們也提醒，富國的輸家並不會因政府採取關稅保護政策就受到保護，甚至會帶來新的輸家。雖然他們不得不承認，以美國經濟體的龐大，就算進入零貿易，受損的情況也很輕微。不過貿易的衝擊應該要正視的是，資源與人不會如完美的經濟模型一般，任意流動，它具有「黏性」。

「黏性」是造成許多問題的根源。一種工作遭產業變革衝擊時，工作者並不會順利流動到其他領域，即便創新技術帶來新的工作機會，還是有許多勞工因此失業。本書進一步追問的是，到底不平等加劇是全球化與技術變革造成，還是賦稅政策所導致？丹麥或許是個有意思的例子。相較美國最上層一％群體占國民所得超過二○％，丹麥近年一直在五％，而在一九二○年代時，丹麥也是二○％的數字。到底丹麥怎麼做到的？其中丹麥的最高稅率是六二％，而美國近年從不曾高過四○％。從研究看來，最高稅率的降幅，與不平等加劇的幅度有很強的相關性。

不過要對富人的口袋課稅，向來就不容易。當代富豪是逐稅率而居，作者們認為國家之間已是「向下競爭」，紛紛降低稅率歡迎富人上門。另一個對不平等問題有極強行動力的經濟學家皮凱提，就對此提出全球資本稅，呼籲跨國合作讓財富無所遁形。經濟已不純然是客觀數字，似乎有一種社群價值甚至倫理在這些經濟學家心中。經濟與倫理之間的糾纏，更發生在環境上。承受氣候變遷衝擊的窮國，富國對此到底有無責任？書中提到，或許經濟學家總假定多數人不會為未來或遠方的人犧牲任何事情，但事實很可能不是這樣，假設我們從研究中知道，二○一五年有九百萬人因空汙過早死亡，印度就占了兩百五十萬，我們或許會願意認真想想環境與經濟的平衡，並且支持這樣的政策。

艱困時代的到來總是難以預期，但卻孕育出非常不同的經濟學家，如因《二十一世紀資本論》有全球影響力的皮凱提，他致力組成跨國的世界不平等資料庫，而班納吉與杜芙若也成立貧窮行動實驗室，要為貧窮政策提供科學根據，在他們的努力下，證明免費發放驅蚊蚊帳（而不是賣給窮人）十五年來，已使四億五千萬人避免死於瘧疾。

因為做出版的緣故，接觸到這些不同凡響的經濟學家，我總是想起二十世紀前半葉的凱因斯，一九一四年八月，面臨即將爆發的戰爭，三十一歲的凱因斯以自己的才智，成功解決英格蘭銀行的擠兌危機，這就是艱困時代的經濟學家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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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閱讀□世界】祁立峰／魔鬼藏在詞彙中

祁立峰/聯合報

《厭世辭典：愛在酸語蔓延時》書影。（圖／遠足文化提供）

推薦書：安布羅斯．比爾斯／著，李靜怡／譯《厭世辭典：愛在酸語蔓延時》（遠足文化出版）

十九世紀美國作家比爾斯（Ambrose Bierce）的《厭世辭典》，其實是舊書重版出來，原書名更忠於原文，題曰「魔鬼辭典」（The Devil's Dictionary）。當然，從翻譯的信達雅考量，《厭世辭典》這個新書名算有些超譯，但不至於全然是歪讀，全書原本就設定以反諷譏酸，厭世冷誚的模式，重新注解、延伸、超展開那些名詞形容詞、及物與不及物動詞。

舉例來說吧，「舒適（Comfort）」這個詞，在這本辭典裡的解釋是「每當想到他人痛苦就興奮難眠的感受」；「道歉（apologize）」，解釋成了「為了明日的冒犯而打的預防針」；「未來（future）」：「在這一時期，我們的事業興旺發達，我們的朋友忠誠可靠，我們的幸福有絕對保障，將萬無一失」；更令人讚嘆的是「歷史」：「一種大部分都是謬誤的記錄，它所記載的事情大多是無足輕重的，做這些事的人當中，統治者大多數是惡棍，士兵們則多半是傻瓜」。真是振聾發聵，毫不諱飾。

這一類的高級酸文，如今我們在批踢踢、在黑特版、在靠北○○粉專裡可說尋常慣見。若我們回到十九世紀末的大脈絡，後工業革命時期，高效率、資本主義邏輯發達導致的後果——異化、疏離、公私領域的界線消弭……紛紛浮現。現代主義方興，頹廢派正熾，精神分析學派才剛準備引領歐陸思想潮流。也就是說，這般充滿地獄梗、戲擬與反串的厭世作品，如今看來是時尚前衛，但當時或許就已紅過一輪。

在那個人力被機械取代，靈光因複製而消逝，漫遊者徘徊街頭的時期；與我們這個低薪高工時，被迫派遣斜槓的時代，「未來」成了看似幸福萬無一失，實則潰敗不成軍的到臨。該發生的沒發生，該輪到的輪不到，一切穩定堅固的雖然沒有煙消雲散，但都成了短期成了暫時成了紓困方案。

辭典體在文學史並非孤鳴獨創，維多利亞時期百科全書式的書寫興起，而對穩定知識結構或大論述的反動也隨之而來。「辭典」象徵穩定知識，振葉尋根，確立一切知識的起源，但知識本身不就是話語霸權？字母與字母排列出密織森嚴的歷史線性結構。因此如果說《厭》除了對抗時代氛圍之外，它的體制更隱然有要解構的理體中心論。

對出版社超譯的新書名「厭世辭典」，我一方面覺得莫名貼切，但一方面卻又諸多感慨。「魔鬼」（Devil）一詞來自「邪惡」（Evil），但這些諧擬反串不過就是小酸小惡，跟真正的惡距離甚遠。歪打正著、微型的不正確與偏斜，憤世嫉俗，冷言酸語，不也是我們小奸小惡人生裡的某種生存之道嗎？有時候我覺得正義、正確與進步都過於單向度，於是乎善惡之間存在的辯證與滾動，再也沒有容受的空間。但有時魔鬼卻不僅藏在細節裡，而是藏在那些堅固的、進步的單維度之中。而我們渾然無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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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書評□散文】崎雲／物我齊一，處境的引譬

崎雲/聯合報

《地底下的鯨魚》書影。（圖／印刻提供）

推薦書：許閔淳《地底下的鯨魚》（印刻出版）

《地底下的鯨魚》收錄許多獲獎之作，有長篇，有短篇。許閔淳善於在行文裡巧設譬喻，當種種意象拋出來時，使我們感到那些句子如融於日色的釣線，靈明處，閃動細膩的思惟之光，而其收斂，則常有警句如承軸，亦如魚鉤入水——一敘事段落的終結，引動另一敘事段落的開始。與其心緒纏雜而與痛苦並生的諸般念念，無奈、徒勞、體貼與理解，所形成的一種歷經世事之後的溫柔，與生之荒涼及種種低到塵埃裡的物事，都透過那些一再向外延擴復收束的細節，控制著讀者閱讀文章的節奏。

彷彿一篇散文亦有其生命的徵象，在呼吸。是蟲豸、魚群、繭與殼，海水深深，地底有人，有病僵直如隧道，通往心中的憂患，有看似柔軟卻隱如針刺的苦楚常感在身，然而我想那也便是此書的動人之處。散文寫己不難，難於寫己時不過於沉溺，寫人不流於控訴；坦露生之痛苦不難，難於從中領會、開解，故我尤喜歡〈涼涼〉、〈螢火蟲的光〉、〈地下人〉等諸篇，其文筆同其他得獎之作一般細膩，但更自然，止於一畫面的終結，餘韻深，也更貼近人情。

家族私史、情感日子，為全書主題。「同」與「異」，則是此書中一再出現的兩大元素，顯如透過同音異字的對比（如退與蛻、殯與冰）去鋪展敘述的線路，隱如同一人事的遷流衰變、同質諸物的彼此對照與涉入，物我齊一，處境的引譬。使全書各篇，呈顯「包裹」（束縛／躲藏）與「浮出」（逸離／坦露）兩種樣態，訴說著昆蟲、魚群，回收場中被擠壓成型的四方體，皆是「我」的變形；繭、河、海，乃至於手機屏幕上無人回應的簡訊——那些予我們以包容的，也常帶給我們極大的壓力。

於是「我」作為主詞，常為段落的開頭，透露敘述主體對於自我價值一再指認的意義。而種種「關係」——無論是緊密之中的疏離，亦或斷裂之下的承續——及其所用來比擬、對照的物事，都因之於作者對人（以及物）之處境、樣態的掌握，和具備隨手拈來即能有電影般魔幻紛燦之畫面的造景能力，而有了更大的張力。當我讀到：「我們在孤獨中練習，練習不被從上或下或任何方位無預警的攻擊所困，練習關起來一個人走路，卻又得練習不被困住。」（〈路徑〉），便覺得是了！那些美如針織的句子，如剪裁特殊的大衣，胸前的口袋套著另一個口袋，不為炫目，只為護衛穿衣的人，一顆心，努力搏動的樣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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