羅伯．卡帕（Robert Capa, 1913-1954），匈牙利裔美國籍，二十世紀最著名戰地攝影記者之一。二戰期間，卡帕跟隨美國軍隊報導了北非及義大利的軍事行動、諾曼第登陸中的奧馬哈海灘戰役，以及巴黎的解放。1954年5月25日，卡帕在越南採訪第一次印度支那戰爭時，為了拍照，誤入雷區，不幸身亡。卡帕被認為是「決定性瞬間」的集大成者，他的作品通過凝結瞬間再現了戰爭的殘酷和暴戾，作家史坦貝克稱譽：「卡帕的作品本身就展現了一顆偉大的心靈和無比的同情心……他能拍攝運動、歡樂和心碎，也能拍攝出內心的想法。他捕捉了一個世界。」今年為二戰終戰80周年，聯副今明兩天特別選刊卡帕戰地日記及其攝影作品，以為紀念。（編按）
1.
早上起床的理由已不復存在。我住在第九街某棟三層樓高的建築的頂樓，天花板都是天窗，角落擺著一張大床，地板上放著一台電話。沒有其他家具──甚至沒有時鐘。我被一道晨光喚醒，但不知道時間是幾點鐘，反正我也沒有特別想知道。我手邊的現金只剩下美金五分錢，我打算一直躺在床上，除非有人打電話來約我吃午餐、給我一份工作，或者借錢給我。然而電話始終拒絕響起，而我的肚子餓得咕嚕叫，我知道就算繼續賴在床上也沒有幫助。
我翻過身，發現門縫底下有房東太太塞進來的三封信。在過去幾個星期，我只會收到電話帳單和電費帳單，因此神祕的第三封信誘使我下了床。果然，其中一封信來自電力公司，而第二封信來自美國司法部，通知原本為匈牙利人但目前身分不明的羅伯□卡帕（也就是我本人）已經被歸類為潛在的敵方外僑，因此我必須呈交出我的照相機、望遠鏡和槍枝，而且如果我想要離開紐約超過十英哩，就必須先申請一份特別的許可證明。第三封信來自《寇利爾》雜誌的編輯，他表示《寇利爾》雜誌花了兩個月的時間仔細研究我的作品，確信我是一位優秀的戰地攝影記者，因此很樂意交付給我一項特別任務，而且他們已經為我預訂四十八小時後開往英國的船票，隨信附上一張一千五百美元的預付款支票。
這下子我遇上了一個有趣的問題。如果我手邊有一台打字機而且我有骨氣，我會馬上回信給《寇利爾》雜誌，告訴他們我被美國司法部視為敵方外僑，現在連紐澤西州都去不了，更不用說去英國。我唯一能帶著照相機前往的地方，是位於市政廳的敵方外僑財產委員會。
我沒有打字機，但是我的口袋裡有五分錢。我決定擲銅板來決定自己該怎麼做。如果是正面，我就想辦法脫罪並前往英國；如果是反面，我就向《寇利爾》雜誌解釋我的處境並且退還支票。
我投擲了那枚五分錢銅板，結果是反面！然而我覺得不能僅憑一枚五分錢銅板決定自己的未來，因此我要保留那張支票並拿去銀行兌現，然後想辦法到英國去。
我用那五分錢搭地鐵，到銀行將支票兌現。我先在銀行旁邊的楊森餐館吃了一頓豐盛的早餐，花掉兩美元五十美分。這下子一切都成定局，因為我不可能將剩下的一千四百九十七美元五十美分退還給《寇利爾》雜誌，現在《寇利爾》雜誌麻煩大了。
2.
我們不分晝夜地趕路，終於抵達位於費里亞納（Feriana）的陸軍總部，可是大規模的攻擊已經展開，我方的部隊已經攻破加夫薩（Gafsa）。
戰況出乎意料的迅速使我感到沮喪，我和我的司機開始追趕第一裝甲師的腳步。開了一整天的車之後，我們抵達位於加夫薩的村落，至少我終於趕上了戰爭的尾巴。我決定先好好睡一覺，再繼續追趕前方的部隊。
軍方將我安置在一間阿拉伯人的學校校舍裡，黑漆漆的教室地板上鋪滿了睡袋，只有一個最靠近牆壁的地方未被占據。我打開我的睡袋並馬上鑽進去睡覺，然後我作了一個夢，夢見我在突尼斯的城門前趕上裝甲師，並且跳上最前面的坦克車……當隆美爾被俘虜的時候，我是唯一一個拍到照片的攝影師……然而在城鎮中心突然有一枚砲彈爆炸……我的臉被燒焦了……
我突然驚醒並試著睜開眼睛，但我的臉有一股劇烈的灼痛感，使我睜不開眼睛。我肯定在作著我的英雄大夢時受了傷。我開始大喊救命，並聽見有人走到我的睡袋旁。
「你這個愚蠢的傢伙，你到底在想什麼啊？」那個人說。「難道你不知道阿拉伯的房子裡，牆壁邊有最多臭蟲嗎？」
我用手指撐開腫脹的眼瞼，戴上墨鏡以遮住大半張臉，才走出去找我的司機。
我們繼續趕路。我開始不喜歡這場戰爭了，戰地記者的生活一點也不浪漫。我們在一條顛簸的路上緩緩開了幾個小時，穿越過空曠的沙漠。一路上都沒有遇到半個人，無論是友軍或敵軍都沒有，只看見幾件德國人留下來的無用設備。
我因為內急，迫切需要下車解放一下，但是有了前一晚的經歷，我不敢進去阿拉伯人的房子裡上廁所。反正附近肯定沒有女性在場，而且我的視線模糊，不敢離吉普車太遠。距離馬路幾碼遠之處有一叢仙人掌吸引了我的注意，我立刻朝著它跑去。
那叢非洲仙人掌沒有什麼問題，除了它的陰影下方立著一塊小小的木牌。那塊小木牌映入我的眼簾，讓我驚訝地瞪大了雙眼。木牌上雖寫著德語，但是非常易於理解，我透過墨鏡的鏡片讀到上面的字：「ACHTUNG！MINEN！」（小心地雷！）
我不敢縱身跳走，也不敢輕舉妄動，我什麼都不敢做，但是我迫切需要解決這件事，因為地雷可能一眨眼的工夫就會爆炸。我大聲呼喊我的司機，告訴他我陷入什麼樣的困境。當我告訴他我正站在地雷區正中央時，他似乎覺得這種情況很有意思，可是我不覺得有什麼好笑。我不敢順著我來時的腳印回頭走，因為有一些地雷第一次沒爆炸但是第二次就爆了。我催促司機趕快開車離開這裡，帶一個有地雷偵測器的人回來。
我被困在那個地方，而且褲子已經脫到腳踝邊。我在那片偏僻、空曠、靜默的沙漠中，站在一叢愚蠢的仙人掌後方與死亡對峙，雙腳陷在沙中不敢動彈。我想大概不會有人刊登我的訃聞。
幾個小時之後，我的司機帶著一支拆除地雷小組和一名《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回來。拆除地雷小組在為我拆地雷時，那名《生活》雜誌的攝影師就在旁邊拍照。他告訴我，因為我方已經停止進攻，因此我被困在地雷區的照片無疑是今天最有趣的畫面。
3.
假如我的兒子在這個時刻打斷我，問我：「戰地記者和其他穿軍服的人有什麼區別？」我會告訴他戰地記者可以比士兵喝更多酒、認識更多女孩、領取更高的薪水，而且擁有更多的自由。但是在眼前這個階段，擁有選擇位置的自由以及可以當懦夫而不會因此被處決，其實是一種折磨。戰地記者的賭注──自己的生命──就掌握在自己手中，可以把賭注押在這匹馬或者那匹馬，也可以在最後一刻把賭注收回口袋。
我是一個賭徒。我決定加入第一波搶灘的E連。
我決定和第一批突擊部隊同行之後，便開始說服自己這場入侵行動一定會非常簡單，那些「堅不可摧的西牆」的言論只不過是德國的宣傳手法。我走到甲板上，看了正逐漸消失的英國海岸一眼。島嶼消失前的淡綠色光芒觸動了我的心弦，於是我加入了寫訣別信的那群人。我把我的滑雪靴留給我弟弟，我媽媽可以邀請英國的親友與她同住。然而與親人訣別的念頭讓我感到很不舒服，因此我始終沒有寄出這封信，只把信摺起來並塞進胸前的口袋裡。
我加入了第三種人：賭徒。到了凌晨兩點鐘，船上的擴音器打斷我們的撲克牌賭局，殘酷地提醒我們目的地就在眼前，於是我們把錢收進防水錢袋裡。
他們幫我戴上防毒面具並穿上充氣救生衣，再交給我一把鏟子和其他小型工具，我手上還拿著一件價格昂貴的博柏利（Burberry）雨衣，我是入侵者之中最優雅的一個。
在入侵行動前，我們於凌晨三點鐘吃早餐。蔡斯號的伙房兵穿著潔白的工作服，以不尋常的熱情和禮貌為我們端上熱騰騰的蛋糕、香腸、雞蛋和咖啡。然而我們的腸胃都只惦著入侵行動，因此伙房兵努力的成果大部分被我們留在盤子裡。
凌晨四點鐘，我們在露天甲板集合。入侵用的平底船在起重機上搖搖晃晃，準備被放到海面上。兩千名士兵靜靜地站著等待第一線曙光，無論大家心裡在想些什麼，肯定都是某種祈禱文。
我也非常安靜地站著，把所有事情都想過一遍：綠色的田野、粉紅色的雲朵、吃草的羊群、所有的美好時光，並想著要拍下這一天最棒的照片。沒有人顯得急躁，大家都不介意在黑暗中站很久。可惜太陽並不知道這一天與其他日子有所不同，仍舊依照平常的時間如常升起。第一批士兵腳步蹣跚地登上他們的平底船，然後──就像搭乘一部緩慢行駛的電梯──我們被降到海面上。海面上波濤洶湧，我們在平底船駛離母艦之前就已經全身濕透。很顯然的，艾森豪將軍沒有辦法像摩西帶領他的人民那樣，以不弄濕腳的方式穿越英吉利海峽。
船上的士兵很快就因為暈船而開始嘔吐，但這是一次有禮貌且精心準備的入侵行動，因此士兵都帶著嘔吐袋。過了不久，嘔吐的人慢慢減到最少。我心裡有一種感覺，認為這次入侵將會是規模相當盛大的行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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