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超暴力和平」如何合理化戰爭與衝突？性公民權，是一種基本人權！

2025年3月26日星期三

「超暴力和平」如何合理化戰爭與衝突？性公民權，是一種基本人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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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03/27 第1368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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名為和平的戰爭「超暴力和平」如何合理化戰爭與衝突，悄然建立起延續至今的全球秩序？
性公民權，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社會責任！為什麼有些人將「沒說不」詮釋為「同意」？
拯救手機腦！為什麼越來越多高科技名人，禁止家中的孩童使用3C產品？

名為和平的戰爭「超暴力和平」如何合理化戰爭與衝突，悄然建立起延續至今的全球秩序？

圖/衛城出版

書名：《名為和平的戰爭：武裝暴力與帝國時代的全球秩序》

內容簡介：他們創造一片荒蕪，卻稱之為和平！從劫掠殖民地到「特別軍事行動」，古今帝國如何合理化戰爭與衝突，悄然建立起延續至今的全球秩序？湯恩比獎得主班頓，挑戰帝國史認知的顛覆之作！橫跨六百年與四大洲的案例研究，結合法律與政治思想的全新視角。從「小規模戰爭」和「戰爭法」的面向，重探帝國殖民歷史。

　　帝國的時代隨著二戰結束而消逝，但帝國的暴力卻從未遠去。當俄羅斯以「特別軍事行動」的名義入侵烏克蘭，試圖將對他國的武力侵略包裝成自己的內政問題，或是中國藉由維穩政策壓迫境內的少數民族，它們其實正在操演一套淵遠流長的、將暴力合理化與常態化的帝國模式。

　　為了理解此一模式並拆解戰爭的修辭，享譽盛名的帝國與法律史學者班頓決意探究這種武裝暴力形式的起源與流變。她以極其敏銳的智識眼光，關注過往經常被研究者忽略的、帝國在其統治邊界上爆發的小規模戰爭與衝突。班頓仔細爬梳自十五世紀開始，歐洲殖民帝國和中南美洲、亞洲與非洲地區人民交火的各種案例後發現，許多時候帝國都聲稱這些衝突是基於自我防衛、保護臣民利益的有限開火，而且是為了防止情勢進一步惡化，但總是對當地社會帶來驚人的死傷與破壞。她的分析也指出，不同於法律能夠有效遏止國家暴力的普遍想法，法律在這樣的過程中反而賦予帝國的統治者及其代理者相當大的自由度與詮釋空間，使他們可以恣意發動攻擊，並侵占原不屬於他們的土地與資源。

　　本書透過對帝國與殖民、法律制度與政治思想的深入剖析，以及閱讀歷史材料的全新視野，揭露帝國如何善用介於全面開戰與和平狀態之間的灰色地帶，將統治的觸角伸到其力所能及的每一處，進而塑造出當代的全球秩序。

　　「我們生活在作者所描述的現實，以和平之名進行的小規模戰爭依舊存在，且持續影響今日的世界。」──克里斯多福•克拉克，知名歷史學家

作者介紹：勞倫．班頓，耶魯大學歷史學系教授，因為對全球史、帝國史、法制史與殖民史研究的重大貢獻而獲頒湯恩比獎。她還是柏林獎、古根漢獎學金、法律與社會協會圖書榮譽獎、世界史協會傑利．本特利獎、美國社會學學會華勒斯坦圖書獎等多項國際殊榮的得主。

搶先試閱：〈戰爭的時間和場所〉

「超暴力和平」的現象改變了政治景觀。

連續小規模戰爭的空間效應體現在多個面向上。帝國暴力給政治整合創造了機會，一如資助劫掠行動強化了王國政府對軍閥們施加的權力，或如邊緣地帶的暴力損害或摧毀了原住民政治社群的獨立時出現的情況。但同樣的暴力也可能培育政治分裂。殖民地菁英和特許公司的官員拿下了戰爭的權威，有時甚至主張有地方開戰權，就如十六、十七世紀在駐地帝國發生的情況那樣。他們這麼做是要在一個層層相疊的帝國勢力場域中強化他們自己的權力。

當歐洲人主張有權在多政體區域規範戰爭時，他們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掌控力都站不住腳且不完整，這樣的實際情況讓他們只能在一個由新舊國家構成的混亂秩序中推動著不穩固的權力。將一群國家描述成監管建制的適當背景脈絡，就能夠瞭解多政體區域。但這個過程也需要給國家下一個初步的定義，而那就是個棘手的問題。「準主權」與「受保護」等概念便顯現出在帝國的世界裡國家資格的模糊狀態。間歇的暴力也顯示出了這點。

小規模戰爭爭搶著陸海空間的政治控制權。這跟說衝突變出了一個必須協商暴力極限的「中間立場」是不一樣的。事實上，許多描述歐洲人與原住民互動的尋常描述方式，都與帝國小規模戰爭的歷史相違背。所謂「在歐洲人與原住民都未能獨占暴力的地方，雙方在跌跌撞撞中邁向法律折衷」的這種看法，只在一定程度上有用處。互相可理解遠比互相誤解要普遍太多，而這也讓帝國的統治不完全，且還要仰賴政治結盟的轉變。即便在戰鬥暫停之後，甚至即便在據稱勝利之後，統治的多元主義和不確定性還是繼續存在。本書所強調的那些

發生在滿是政體的大西洋、印度洋和太平洋等地的衝突，說明了持續的、低階的，而且非常真實的暴力是怎麼讓人們猜測他們在多重政治權威底下的地位。

劫掠的空間效應、停戰協定、結盟與結盟解體，以及授權報復攻擊或懲罰攻擊等流程，讓帝國的秩序有了難以預測的變化。諸帝國跟眾多微型政體你推我擠，而帝國彼此也在它們自己不穩定而層層相疊的權威系統中推來擠去。當歐洲人在海外尋求掠奪和貿易的同時，特許公司和旅居者仰賴間歇的暴力來創造新的政治社群。在如何將駐地變成殖民地的爭辯中，官員試圖把劫掠行動和定居地之間的連結穩定下來，來讓定居地有自我防衛的權利。其漣漪效應抵達了家戶這種位於私人和公共空間界限上、有責任持有並管訓俘虜與被迫勞動者的

實體，並進入其私密空間。同時，有著暴力作為邊襯的結盟網路，既有望帶來安全，也有可能讓小規模衝突成長為戰爭。征服不論多暴力且造成多大混亂，都被呈現為一個將複雜到令人困惑的政治景觀加以簡化的行動。

空間和地理把帝國、法律和戰爭融為一體。各個鑲嵌於掠奪建制內的駐地帝國都須要指定可以將掠奪物轉換成財產的地方。就像殖民地可以取得整片地域的一小部分特徵那樣，從船隻到移動的大軍等其他空間，也能帶有帝國的權威。隨著歐洲人豎起絞刑架、建造要塞、主使劫掠行動，並讓家戶倍增，他們便描繪出一幅將戰爭與殖民機構連在一起的景觀。這樣的法律空間，在把俘虜運過政治界線的另一端︵這個過程本身就創造了界線︶的時候，以及把他們指派到公共工程或私人家戶去勞動時，都是不可或缺的。從家戶和駐地政府到對移動

中的陸海軍的指揮權，所有委任形式的法律權威，都可以用來支持地方具有開戰、雇用代理人、與其他帝國密謀，以及為懲罰而下令施暴的權利。

有限暴力的空間效應延伸至整片區域。帝國小規模戰爭促成了政治分裂與帝國鞏固。隨著歐洲人主張有權在多元政治區域規範戰爭，他們在世界大部分地方的、不完整而疲弱的控制力讓他們推廣起一種想法，認為自己對於作為監管建制的鬆散國家組合有著特殊權威地位。地方菁英與殖民地或特許公司的官員主張有權統率各式各樣的社群並增進他們自己的財富，同時又強化帝國政府的正當性。他們痛苦地意識到帝國控制範圍外的大片地區有著政治多元性，因而持續投入各種結盟手段並進行代理人戰爭，同時也用帝國同盟來做試驗，來讓

小規模政體與群體的抵抗者受到的暴力威脅及影響都加倍。動態形式的開戰，確保了將帝國對手置於其位並維持不動的方式，即透過捉拿俘虜威脅帝國的對手，或者將他們推往新分割出來的領土或流放地。隨著各個帝國軍事化並擴張勢力範圍，它們愈來愈常把跨政體介入描述為一種維安行為，替十九、二十世紀裡我們熟悉的恐怖做法鋪好了路，也就是用嚴刑拷打、監禁和更多小規模戰爭來大規模「懲戒」帝國內部的政治反對者。

時間點也在其中運作。永久的戰爭威脅，在持續爆發的戰爭上徘徊不去。停戰協定以年為單位計量一個又一個的暫時和平階段，並含藏了不可避免—且合法—回歸戰爭的種子。帝國代理人藉由主張帝國邊緣據點有著身為帝國一部分與半自治政治社群的特徵，而構築了一種地方開戰權。他們在符合自己利益時引用帝國的指令來開戰，又誇大了自己對和平條約的豁免權，來讓可以獲利的掠奪持續進行下去。在帝國陰影下短期的暴力迸發，也可以藉著把戰爭責任跟政府切割開來，滿足廣泛的帝國利益。斷斷續續的暴力定義了帝國的影響力。

另外兩個時間點的面向也值得一提。一個是永久戰爭的陰影。在近代早期的征服中，戰爭的穩定狀態的背景條件，將一連串的停戰協定轉變成了回歸戰鬥的機制。十九世紀首度出現的武裝和平建制，仰賴的是有限打擊的永久威脅。就跟二十一世紀那些鎖定目標殺害或跨邊界入侵的計畫背後的全球勢力一樣，帝國國家打造了一個不具體恐懼的氛圍，並在其下茁壯。在這個意義下，後帝國世界的「永恆戰爭」一點也不新鮮。

另一個要強調的時間效應是事件的次序。不論是真的還是想像的緊急事件，都構築了帝國暴力，但期望與慣例行事也會。邁向懲罰與報復而策劃的每一個步驟，賦予針對緊急事件的回應形狀和節奏，就像十九世紀帝國在保護緊急事件之後介入的時候那樣。這樣的步驟完全不需要暫停執行法律。事實上，它們仰賴的是從被認為違反和平的行為到暴力回應、從締結條約到掠奪，以及從協商到殺戮的各種合乎邏輯且能夠接受的進展。

小規模戰爭的這些空間和時間的架構，解釋了在帝國的脈絡下，歐洲人為何與如何一貫地主張和平是他們暴力的意圖目標。這種慣例做法散發出悲慘的諷刺。但它也反映出一種在「暴力的正當理由」與「一個想像但不可及的、暴力不再是必要的穩定未來」之間難以抵抗的關聯。那種未來的虛假，絲毫沒有減損作為和平前奏的帝國暴力表現的誘人程度。

⏩⏩閱讀更多衛城出版勞倫．班頓《名為和平的戰爭：武裝暴力與帝國時代的全球秩序》

性公民權，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社會責任！為什麼有些人將「沒說不」詮釋為「同意」？

圖/麥田出版

書名：《性公民權：「知情同意中，曖昧不明的性界線到底是誰界定的？」哥大里程碑研究，剖析性侵害與權力、階級、空間交錯的社會性因素》

內容簡介：性公民權（Sexual Citizenship），意謂著尊重和保護每一個人！對自己身體和性生活的自決權以及平等待遇的權利。這是一種基本人權，也是社會責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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為什麼有些人將「沒說不」詮釋為「同意」？為什麼有些人把對享有他人身體的權利視為天經地義，以及有些人覺得他們對自己的身體沒有天經地義的權利？又是什麼樣的社會造就了不把別人的基本性公民權當一回事的人？

➠如果我們知道人們正在飲用受污染的水，一種解決方案是嘗試教育每個人如何安全地使用水。另一種方法是溯源而上，除去水中的毒素，從而減少逐個改變個人行為的需要。實際上，本書要問的問題就是：「能對治性侵害的『淨水法』是什麼樣的？」

性侵害（sexual assault）一詞所涵蓋的範圍，從任何不受歡迎的、未經同意的性接觸，到性暴力皆包括在內。

對校園性侵害的恐懼已成為大學經驗中不可分割的一部分。研究表明，到畢業時，多達三分之一的女性和近六分之一的男性遭遇過性侵害。但為什麼性侵害在大學生活中如此常見？可以採取什麼措施來預防？藉助迄今為止最全面的校園性侵害研究──在哥倫比亞大學進行的「促進轉變的性健康倡議」調查——珍妮佛．赫希和沙姆斯．康提出了一個全新的框架，強調性侵害的社會根源，跳出當前專注於同意、把校園視為「獵場」的掠食者，以及危險的勾搭文化等議題的辯論。

《性公民權》藉助於對不同種族、性別、性取向和社經背景的學生多年的訪談和觀察。赫希和康這項具有里程碑意義的研究揭示了讓性侵害屢見不鮮的社會生態系統，解釋了物理空間、酒精、同儕群體和文化規範如何影響年輕人對性和性侵害的經驗和詮釋。透過「性計畫」、「性公民權」和「性地理」等強而有力的概念，兩位作者提供了一套新語言以理解年輕人的性關係是受哪些力量所影響。具有同理心、洞察力且涵蓋廣泛，《性公民權》改變我們對性侵害的理解，呈現出一幅對治這個問題的路線圖。

儘管性公民權這個詞在台灣，還不像性別平等、性教育或同性婚姻等詞語那樣被大眾廣泛使用或認知，但這背後的理念正在全球許多國家中被接受和落實。這是一個重要的進步，是對多元性別與性取向尊重的體現，同時也是人權進一步實現的表現。

作者介紹：珍妮佛．赫希 ，哥倫比亞大學梅爾曼公共衛生學院社會醫學科學教授，「促進轉變的性健康倡議」（Sexual Health Initiative to Foster Transformation, SHIFT）民族誌團隊共同主持人。

作者介紹：沙姆斯．康 ，哥倫比亞大學社會學系教授與系主任，「促進轉變的性健康倡議」民族誌團隊共同主持人。

搶先試閱：〈文章標題〉

想像一幅這樣的兄弟會光景：地板上黏滿啤酒，燈光昏暗，音樂太大聲而無法說話。兩個人喝了數量驚人的酒，性侵害發生在同一棟建築物內，男生在眾目睽睽下將女生拉、抱或哄上樓，許多本來可以介入的旁觀者視若無睹。露西的故事有著一種典型情況的各種元素：大量喝酒、希臘式生活、剛上大學的女學生，以及較年長和有社交權勢的男生。在泰國一所非常封閉的菁英寄宿學校學習多年後，露西展開她在哥倫比亞大學的新生活，渴望失去童貞、參加派對和廣受歡迎。開學後的第一個星期六，她和另一位大一新生南希一起去了當地的一間酒吧。她們的假身分證製作得不是特別好，但保鑣不在乎。當地的酒吧知道男性是他們最大的消費群，而吸引男性上門並讓他們買酒的最佳方法就是確保酒吧裡也有很多女性。

在酒吧裡，她們遇到了兩個大四學生。南希和其中一個跳舞，另一個叫史考特的給露西買了一杯酒。過了一會兒，史考特邀請她去他的兄弟會會所。她很興奮。這就是上大學的意義所在。在溫暖的初秋夜晚，他們跌跌撞撞地走過繁忙的大道，然後左轉進入兄弟會所在那條街。他們在街道南側的兄弟會聯排別墅外停留了一會兒。史考特找不到鑰匙。他們在人行道上親熱，等待史考特的一個兄弟讓他們進去。露西的電話響了又響。她最後終於接起來。南希要來找她。露西說服史考特等一下。南希一到，三人就爬上台階，穿過有著雕刻和覆蓋著幾十年斑駁油漆的入口。史考特帶露西走上一道樓梯，南希緊隨其後。露西一度在樓梯上停下來與她認識的人聊天：在校園待了幾天就有了一張熟悉面孔讓她感到興奮。就好像她的大學計畫真的實現了。史考特似乎對所有這些打岔感到惱火，但露西不在乎。當他們坐在二樓的共享空間時，史考特為兩個女生都調了酒。南希還沒碰酒杯就醉倒在沙發上。史考特問露西是否想看看他的房間。她說想。她知道這意謂著什麼。他們又上了一層樓。他關上門，他們又開始親熱。他把她按倒在床上，開始解開她的褲子釦子。「不，不要。」她說。他回道：「沒關係的。」他們繼續親熱，他脫掉了她的褲子和內褲並插入了她。露西記得自己再次說不要。他沒理會。她以前從未碰過這種情況。她喝醉了。她試圖阻止史考特，但他不為所動。露西最後放棄掙扎，讓史考特把事情做完。

他們不知不覺睡著了。當他們被大聲的敲門聲吵醒時，時間已經很晚了，但還沒到早上。兄弟會會所裡仍然有很多人。南希醒了，想起了露西，就去找她。仍然醉醺醺的露西趕快穿上衣服。當她站起來時，史考特注意到床單上有血跡。他一臉擔憂地問露西這是不是她的第一次。確實如此，但露西否認了。當露西和南希一起走進大廳時，她看到史考特把一個著名姊妹會的受歡迎成員拉到一邊。露西聽不到他對她竊竊私語些什麼，但那個她不記得名字的女孩主動提出送她回宿舍。在我們訪談已經念大四的露西時，她還沒有告訴過任何人這件事。至少是沒有說出事情的全部；在她事後向朋友的描述中，她形容那只是一個瘋狂的夜晚，而且是雙方同意的。她告訴我們，在幾年後的現在，如果她公開改變自己的故事，會覺得很奇怪。她責怪自己，至少是部分地責怪──怪自己不應該喝得那麼醉，怪自己為什麼不提前告訴史考特她是處女。這樣的話，他可能就不會那麼傲慢地認為「沒關係的」了。但她堅稱發生在她身上的事情是不對的。在我們聽來，她是將史考特的行為描述為對她的掠食。後來她聽說史考特也對其他女生做了同樣的事。

「陌生人強暴」（stranger rape）的事件，就像發生在艾絲美、盧佩或智英身上的那樣，在大眾的印象中情況嚴重。露西在兄弟會所遇到的強暴也是如此（她那天晚上才剛認識史考特，後來再也沒有見過他）。但「非陌生人」一樣會做出性侵害的事。「性健康倡議」的調查結果顯示出跟數十年來校園性侵害研究一樣的情況：有很大比例的性侵害是由熟人、朋友或親密伴侶做的。兩個人不僅僅是互相認識，而且之前通常有過一些性接觸。這是讓性侵害案例變得更加複雜的部分原因。

隨著「#MeToo」運動的受到觸目，有人擔心它會宣揚這樣一種觀點：女性需要男性保護。這與一九六○年代和一九七○年代的女性主義運動形成鮮明對比，後者認為女性完全有能力保護自己，只要她們生活在能夠讓她們這樣做的環境中。我們的願景是建立一個每個人（不僅是女性，還包括男性和性別酷兒）都受到更多保護的社會；這包括保護那些可能犯下性侵害的人，讓他們不會這樣做。我們相信，理解性侵者做為人的一面很重要；正如我們將會在第六章展示的那樣，許多犯下性侵害的人都認為他們不過是在做愛，而且會對自己所做的事被別人視為是性侵害感到震驚。

智英和露西的故事顯示，在某些情況下，問題在於年輕女性的伴侶將性能動性（sexual agency）與同意混為一談。這些女性想要獲得某種形式的性接觸，只不過不是她們最後得到的那種。對此，她們的性伴侶要不是盲目就是矛盾的或是懷有敵意的。我們聽過一些女性發起事態超過她們所願的性接觸的故事。她們常常極為自責，想盡辦法要調和自己在性接觸中扮演的主動角色與她們所經歷的非合意性行為。有些學生之所以不願意將一次性接觸定調為性侵害，正是因為他們認為這樣可能會動搖他們做為一個果斷、自在和性觀念現代的人的自我認知和身分。

拯救手機腦！為什麼越來越多高科技名人，禁止家中的孩童使用3C產品？

圖/究竟出版

書名：《拯救手機腦：每天5分鐘，終結數位焦慮，找回快樂與專注力》

內容簡介：驚悚！揭露你所不知的恐怖真相！原來手機和網路這樣「駭入」你我的大腦！從腦科學和人類進化角度出發，教你與數位科技和平共處的身心安穩之道。

　　為什麼比爾蓋茲不給小孩用手機、賈伯斯不讓孩子碰iPad？注意力喪失的時代，你不得不面對的手機依存問題！你一天花多少時間在手機、電腦螢幕上？為什麼社群媒體這麼方便，卻能免費使用？為什麼越來越多高科技名人，禁止家中的孩童使用3C產品？

　　我們面對的現實是：

　　•人們一天平均碰手機2600次，每天平均盯著手機4小時。

　　•手機沒有讓人類升級為2.0版，反而降級成為0.5版。

　　•光是把手機放在身邊，學習效果、記憶力和專注力就會變差。

　　•社群媒體具有煽動腦部獎勵中樞的機制，APP是採用能使腦部釋放快樂物質的「報酬系」機制而開發的。

　　•開發出臉書「讚」功能的人表示，網路成癮的危險性跟海洛因有得拚。

　　•你花費了大把時光漫遊網際，也讓大企業厚實了營收。

　　安德斯・韓森在本書中分享獨到見解和客觀證據，讓我們明白人類的腦袋其實無法適應快速變動的科技，因此我們的壓力指數飛天、睡眠品質低劣、再也無法專心，各類假訊息傳染病、數位忌妒、注意力殘留、自戀流行病……層出不窮，而憂鬱和焦慮等症狀更成為跨國的通病。面對這些衝擊和影響，韓森發出了諸多提醒與具體的因應之道，是每個現代人必讀的重要著作。

作者介紹：安德斯・韓森，一九七四年出生，瑞典精神醫學專家，並具有斯德哥爾摩經濟學院MBA學位。於世界上最有威望的卡羅琳醫學大學（也是頒發諾貝爾生醫獎的單位）接受培訓，累積了多年研究成果，至今發表2000篇以上的醫學論文，是世界級的研究者。在瑞典的地位與《真確》作者漢斯．羅斯林相當，為瑞典的國民醫師。他同時也是一位受歡迎的演講者，在瑞典電視臺播出有關大腦的系列紀錄片，並出版多本關於大腦的書籍，成為瑞典超級暢銷作家，著有《真正的快樂處方》，在人口一千萬人的瑞典暢銷60萬冊。第二本書《拯救手機腦》，不僅在瑞典暢銷書排行榜蟬聯42週，在日本也引起廣大關注，一年內熱銷超過60萬冊，成為年度No.1暢銷書。

搶先試閱：〈數位世界裡的嫉妒〉

透過社群媒體經常與他人做比較，是否使人失去了自信？正是如此。臉書與推特用戶有三分之二的人覺得「自己不中用」，不論做什麼都不行—因為總是接收到有人比自己更聰明更成功的資訊。特別是「表面上看起來」的模樣。

以包括十幾歲年輕人在內共一千五百人為對象的研究調查中，有七成的人覺得「因為Instagram而變得對自己的容貌感覺很差」。其他另外以二十歲世代為對象的調查，有近半數的人回答：「因為社群媒體而開始覺得自己沒有魅力。」同樣的說法也出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身上。某項問卷調查中，十二∼十六歲的受訪者有近半數表示：「用了社群媒體之後，對自己的容貌感到不滿意。」相較於男性，似乎女性的自信心更容易動搖。

社群媒體從各個面向影響我們

相信你一定認識一些人，他們即使頻繁使用臉書，一樣活力旺盛，毫無任何狀況，也沒有退縮消沉或感到嫉妒的情形出現。並不是說每個人在社群媒體上耗費了時間，精神狀態就都會變差。雖然有眾多研究指出，社群媒體具有損害心靈健康的危險性，但也有些研究結果是人們因為社群媒體而變得有活力，因為臉書上好友多的人受到鼓勵支持，感覺對人生的滿意度也增加了，甚至因此有了自信。我們究竟該相信哪一種說法？

有一個辦法是，不要單一看待這些研究，而是整合多項結果來看。整合近七十份研究報告後發現，社群媒體雖然對精神層面有不良影響，但是一平均下來，影響是小的。不過這終究是「平均」後的說法，有些人是會因為頻繁使用社群媒體而有精神狀態惡化的風險，也就是神經質、愛操心、總是惶惶不安的人，會受到更重大的影響。

此外，還有「使精神狀態惡化的使用方式」。相較於積極的使用者，那些只觀看他人照片而自己不上傳也不參加討論的消極使用者，似乎精神狀態更容易惡化。積極的使用者不只會上傳影像，也會與其他人溝通交流。或許你認為這麼做是理所當然，其實臉書上積極活躍的交流只占了九%而已，大多數人看著版面上的貼文與圖像，不過就像看著無邊無際的潮水般，滑過一篇又一篇。大部分使用者並不是用社群媒體來社交，而是當成查看他人在做些什麼、或建立個人形象的平台。

在其他場域確實獲得他人認同支持的人，更是將社群媒體當成凸顯社交生活或是與知己好友保持連絡的手段，這樣的人，大多是受到良好的影響；反之，將社群媒體用來「取代」社交生活的人，則會使精神狀態惡化。某項研究發現，原本就精神狀態不佳而且不太有自信的人若是過度使用社群媒體，將有導致精神狀態更加惡化、喪失自信的危險。

社群媒體使女孩失去自信

由於這樣的緣故，自我評價低、沒有自信的人就存有因社群媒體導致精神狀態惡化的風險，因為他們容易與他人做比較。基本上，誰都會因為跟他人比較而沒有自信並感到不安，人生中是會有那麼一段時期如此，沒錯，就是青春期。要說現在十幾歲的年輕人被社群媒體綁架了，一點也不過分。以四千名十二∼十六歲年輕人為對象的問卷調查中，每七人就有一人（十四%）一天至少花六小時在社群媒體上，這已經是醒著的時間的三分之一以上。

詢問近一萬名十歲兒童在五年內的精神狀態、朋友與自己的外貌、對學校與家庭是否滿意等問題後發現，隨著年齡的增長，整體滿意度是下降的。這並不奇怪，基本上這個年齡層會覺得相較於兒時，人生變得愈來愈無趣，腦部的多巴胺系統在這段時期有所變化或許也是原因之一。耐人尋味的是，特別常用社群媒體的孩子們，滿意度較低。不過，這樣的傾向只出現在女孩身上，基本上女孩比較會使用社群媒體。研究人員的推測是這樣的：「所謂的社群媒體是必須時常保持連結的⋯⋯她們經常被迫看著『完美容貌』或『完美人生』的相片，無法停止與他人做比較。」

眾多跡象顯示，社群媒體會讓一部分青少年或成年人心情低落、感到孤獨，甚至失去自信，尤其是女性會受到重大影響，而且影響範圍說不定更廣泛。

社群媒體會扼殺共鳴的能力嗎？

理解他人的想法與心情—也就是有共鳴，是人類重要特質的基礎，其中也包含體會感受他人的痛苦。那樣的痛苦愈「抽象」，腦部工作起來愈複雜。通常要理解肉體上的痛苦並不難，只要一看到有人骨折的相片，腦部認知痛感的部分就會立即活化，簡直像自己親身體驗到那種痛苦似的。不過當有人是精神上受苦的時候，腦部就需要花點時間去理解。要設身處地去體會他人因憂鬱症而受苦或因離婚而傷心的狀況，對腦部來說，比體會骨折腳痛更複雜。

心智理論的能力，可以從反覆觀察他人的表情、行為舉止來獲得。數位化社會中，人與人的接觸換成了Line、推特或影像，這當中會發生什麼事？當你獨自一人足不出戶、只進行見不到面的溝通，一整天有三∼四小時盯著手機畫面在過日子，會發生什麼事？不會變得拙於與他人相互理解嗎？為了感受與認知精神層面的艱辛，腦部必須更加費工夫。如果是這樣的話，現在的數位化生活是否會讓心智理論尚未發展完全的十幾歲年輕人的共感能力變得薄弱了呢？

好幾位研究人員與知識分子針對這點提出警告。心理學家珍．特溫格（Jean M. Twenge）與基思．坎貝爾（Keith Campbell）調查年輕人的行為，討論「自戀傳染病」是如何隨著社群媒體的誕生擴大蔓延，人們為何變得只關注自己卻對他人漠不關心。

這或許聽起來不過像是臆測，因為人們藉由社群媒體將自己展露在他人目光下，擴大了視野並能得知自己以外的他人生活狀況，如今這樣的數位化社會，共感能力不是理當變得更強了嗎？當然，這種情況也會有，只不過整合七十件以上的研究報告所得到的結果，與珍．特溫格和基思．坎貝爾的結論是一樣的。調查近一萬四千名大學生發現，共感能力自八○年代以來變弱，其中尤其有兩種能力惡化了，一個是共感式的關照，也就是對於處境艱難者感同身受的能力；另一個是在人際關係中的感受力，這是以他人的價值觀與觀點去看待世界的能力。同樣的傾向不只在大學生身上，在小學高年級生與中學生身上也能看到。比起八○年代末期，我們似乎更加自戀了。

這樣的傾向增加，是因為手機與社群媒體的加乘作用嗎？是因為這樣而使得青少年變得以自我為中心，變得受限於身分地位與外表的框架嗎？然後因為如此而有「別管我！」「其他人怎麼樣都無所謂」的想法嗎？見到事故發生，有人拿出手機是為了拍攝（想在臉書上得到「讚」數）而不是伸出援手，也是因為這樣嗎？關於這些提問，還沒有明確的解答。我們無法百分之百斷言數位化生活會削弱共感能力，讓心智理論的能力衰退。但是有眾多徵兆顯示事實正是如此，還是不免令人憂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