毫無特色也是成功嗎？為國家在全世界找到全新的定位

2021年11月21日星期日

毫無特色也是成功嗎？為國家在全世界找到全新的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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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11/18 第1205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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梅克爾，毫無特色也是成功嗎？為國家在全世界找到全新的定位
台灣文學如何努力找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故事？
婚姻是一場生活考驗。當考驗來臨時，人們才能懂得這一切的意義

梅克爾，毫無特色也是成功嗎？為國家在全世界找到全新的定位

圖/遠流

書名：《梅克爾總理時代：從科學家到全球最具影響力領袖新典範》

內容簡介：本書是德國最受歡迎的全新梅克爾傳記，採用獨特的角度來理解梅克爾其人：以東德為原點，適切呈現出這位「隱身在總理職務背後的人」真正的內心世界與決策管理風格。解釋了梅克爾為什麼會成為今日的她。她在東德學到「靜悄悄地過日子」與「從不輕信他人」，日後在政壇上遇到混亂時她會退到一旁，冷靜下來做出思考，就算情勢再艱難也始終保持理性，靜待最佳時機才有動作。創造了21世紀領袖的新典範：自信、不虛榮、務實而有效地處理問題，沒有一絲激動。當她在墮胎合法化、婚姻平權等議題上與黨內保守派意見不同，也能技巧地協商反對黨提出符合她想法的議案，然後自己棄權或投下反對票。

為德國在全世界找到了一個全新的定位：低調而沉著，自信而穩定，不脅迫鄰國，成為全歐洲的主導力量。過程中，梅克爾也登上「歐洲內政的萬有引力中心」。

作者介紹：烏蘇拉•維登菲

搶先試閱：〈世界冠軍梅克爾 Erfolge〉

歷史學家如果想記錄梅克爾的成就，或許要等到她卸任後才能完整敘述。若要在史學家芭芭拉．塔克曼（Barbara Tuchman）所稱的「混沌不明的歷史時刻」就著手記錄，恐怕會潛藏著危機：一方面可能會過度渲染當代與個人在政治上所扮演的角色，另一方面則可能會忽略了整個社會的改變及全球化的巨大演進潮流。

或許再等幾年，才能透過相互對照、比較而將視野打開；或許透過遺忘，可以略去無窮無盡的議案、遭忽視的改革和被延宕的決策，從而將真正重要的事與毫無意義的事區別出來。透過觀察鄰國，可以幫助我們瞭解梅克爾總理任內的獨特性，以及她的施政風格是如何不同於本世紀前二十年間大部分歐洲國家的作法。唯有如此，才能明白她真正做到些什麼、哪些事如果沒有她的協助也可以進行、假如根本不需要某人做出決定那麼情況又會如何。

一般而言，評價某人的政治成就意味著談論他突出的政績。如果是這樣的話，那麼梅克爾給人的第一印象應該是「好像沒有什麼政績可言」。柯爾是促成德國統一的總理，施若德是提出「二○一○大議程」的總理，接連改革了社會福利、勞工關係，帶來經濟繁榮。而梅克爾和施密特比較屬於階段性的總理，兩人都有施密特所謂的「責任感、有策略、有執行力」等特質。但這些畢竟僅是個人品德或能力特質。德國政治人物奧斯卡．拉方丹（Oskar Lafontain）曾針對施密特所提出的品德，尖酸刻薄地嘲諷說：「用這些特質，也可以經營一個集中營啊。」

毫無特色也是一種成功嗎？

如果說，有什麼語句是梅克爾盡可能想迴避的，恐怕就是「在我任內我將……」這種句構。例如柯爾會這樣自我慶賀說：「在我任內，從沒有任何人能改變我的施政方向……」或者施若德會說：「在我任內，我成功使得所有的勞工朋友都可以分享企業的成果……」但是人們只會在梅克爾的詞典裡面找到類似這樣的句子：「現在還沒完成的事……可能就在未來……」

梅克爾這個人是無法捉摸的，無論是成功或犯錯時，甚至在失敗時，她都呈現出一種不確定的樣子。她沒有獲勝，因此也就沒有失敗。她永遠處於一種妥協、折衷相讓的溫和環境裡。「偉大的政治家通常做決定時不會讓人看到。」政治學者卡爾—魯道夫．寇特（Karl-RudolfKorte）認為，這樣才是二十一世紀現代領導人的先決條件。凡是可以忍耐的人，就可以握有權力，在這一點上梅克爾是專家，至少在新冠疫情爆發前是這樣。

如此的特質，使梅克爾在世界政壇上幾乎是唯一的，也因此成就她受人歡迎的一面。其他國家的領袖常是驕傲的，例如法國總統馬克宏、前美國總統川普、英國首相強森這類型的人物，積極擴大自己的政治版圖，毫不妥協。反觀在柏林，永遠有無窮無盡的協商、討論，多到令人厭煩的地步。每個當權者都很自戀嗎？是的，在土耳其或俄羅斯境內是如此，但在梅克爾領導下的德國絕對不會出現。每個當權者都追求地緣政治的霸主地位嗎？是的，從中國到美國到義大利，政治狂人都在盡情享受自我，但德國則是一個友善的「半套霸權國家」（Halbhegemon）：只要哪裡有麻煩了，它立刻伸出援手。梅克爾將自己塑造成「到處幫助人」的形象，這也是她追求的歷史定位，且她盡可能少讓汙點弄髒這個畫面。

如何評斷一位人盡皆知畏懼風險的女性政治人物是否成功呢？她往往只追求可行的政策，但怯於去冒險，這樣的決策原則又有什麼獨特性呢？對於一位毫無政治目標、只主張「政治人物應為選民服務，而不該扮演摩西般的角色去引領選民」的女性政治人物，我們又該如何去評量她的成就呢？

總理覺得，她執政期間老是遭受同樣的指責，例如她只會管理而不懂勾勒大方向、她是戰術家而不是策略家、她不敢為政策打包票背書、她執政很務實卻無想像力、她堅守的信念等到她認為時機恰當時自己又加以推翻……等等。這些抨擊絕大多數來自她所屬的保守政黨，顯見保守陣營渴望領導人可以提出經得起考驗的政策，然後勇敢站出來為這些政策戰鬥。也因此，梅克爾從未能讓自己陣營完全服從於她，這也可以解釋何以她的成就總是有條件的。

事實上，衡量民主最重要的指標，就是是否有能力說服大眾信任你。若一位政治人物能夠一而再、再而三當選，這就是最明確、不可朽壞的成功指標。而梅克爾已成功勝選四次了。

不過，憲法的純粹主義者可能不會完全接受這個成功的定義。因為在德國這類政黨民主制度下，這種成功很難說與「選民個人」有關。德國憲法〈基本法〉第二十條第二項雖然說「所有國家權力來自人民」，實際上卻是政黨，而非選民個人，來運作權力，政黨在聯邦國會代表人民的意願行使權力；是政黨，而不是人民，在國會裡選舉聯邦總理。

有別於美國、法國、英國等國注重個人特質的選舉，德國總理不一定是依照個人的成就、偉大的事蹟和總理果敢的決定而選出。在德國歷史當中，聯邦議會的選舉（總理由此產生）當然也曾有因個人成就大於政黨成就而獲選的總理，例如一九五七年的阿德諾、一九七二年的年威利．布蘭特（Willy Brandt），以及一九八○年施密特打敗弗朗茨．瑟夫．施特勞斯（Franz Josef Strauß）皆屬這類。但也有很多時候，候選人本人的民間人氣不強，但依舊因為政黨的關係而勝選（一九六一年的阿德諾）；或者是人心強烈思變，導致勝出候選人的個人特質反而不重要了，例如一九九八年選民們並不是喜歡施若德，而是更討厭長年執政的柯爾與基民黨。因此，登上大位的人，往往是因為局勢、政黨、對手太爛或聯盟盤算等因素綜合的結果。

梅克爾一再當選，固然可以代表她的成功——但她的當選不見得就是因為選民覺得她政績卓越並期待她繼續領導國家。任何國家元首都不能忽略這個事實。只不過，「物理上的能量守恆定律」是梅克爾的信念，成功之後一定會往不成功擺盪，因此她可以泰然接受現實。二○一七年大選時她就是這個心態，基民黨獲得了一九四九年以來最慘的大選結果（按，一九四九年是戰後西德第一次大選，當年基民黨/基社黨聯盟得票率僅百分之三十二點九），但是總理照樣可以繼續執政。

嚴格來說，多黨民主制度下少有英雄人物存在，而梅克爾不僅相信這個事實，更把它內化了，這才是她成功背後的真正原因。她比歷任總理更尊重憲法，堅決反對任何高調的舉措，這使她成為二十一世紀最成功的政治人物之一。今天是個不需要英雄的時代，但全球各地卻都渴望英雄出現。所以梅克爾在國外遠比在國內更受到推崇與尊敬，而擁有這般特質的女性只有在德國才能當選總理，甚至還連任。

台灣文學如何努力找到自己的路，說自己的故事？

圖/大塊文化

書名：《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戒嚴台灣小說家群像》

內容簡介：越知道他們的故事，就越能不驚詫於現世波瀾，越相信文學之神終會回報一切。台灣文學被「發現」的歷程，就像是啟蒙時代的除魅，把各種蒙在文學上的遮蔽與限制去除，會看到台灣文學這一路走來，像是逐漸重新發現自己的優點而願意自我肯定的人們，把眼光從被誤導的他方移開，願意好好正視自己的優點與不足，建立適當的評價觀點，肯定自己並砥礪向前。文學是民族的精神，文學史是建立國族認同的歷程，文學史觀也許就是對自己國家靈魂的自信。

但我們有多了解自己的靈魂，我們能因為自己的文學產生多少自信？

九位小說家的故事：鍾肇政、鍾理和、葉石濤、林海音、陳千武、聶華苓、郭松棻、陳映真、七等生，這些小說家都有傳世的作品，但他們在寫小說之外所做的事，更是影響了往後的文學發展。這是以獨特觀點切入的文學故事，不談作品分析，著重在創作者必須面對的許多在創作之外的「戰場」，而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所做的事，大格局地影響了往後的台灣文學。

作者介紹：朱宥勳，台灣桃園人，一九八八年生，畢業於國立清華大學人文社會學系、國立清華大學台灣文學研究所。曾獲金鼎獎、林榮三文學獎、全國學生文學獎、台積電青年文學獎。

長篇小說《暗影》以職棒簽賭案來探索台灣社會的面貌；《湖上的鴨子都到哪裡去了》摸索學校教育體制的權力結構問題。散文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藉經典小說解讀來分享學校教育裡不會探觸，但卻是許多年輕心靈期待理解的作品；《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分析如何用小說技術來解析世界、說服他人、洞悉讓人混淆的資訊洪流；「作家新手村」系列二書：《作家生存攻略》與《文壇生態導覽》，以田野調查精神一五一十描繪神祕的文壇眉角與求生術；與朱家安合著的《作文超進化》，教學生培養思辨能力，只要知道人們如何思考、大腦如何運作，就能把文章寫得又快又好。

目前擔任奇異果版高中國文課本執行主編，並於聯合報鳴人堂、蘋果日報、商周網站、想想論壇等媒體開設專欄。

搶先試閱：〈這也是他們教會我的〉

有自信的作家，加上不夠有自信的讀者，最終只能用別人的文學，來證明自己對文學的愛。這種愛太悲傷，也太委屈了。

我想打破這個循環。

出了第一本書之後，我便立志要寫一系列的套書，我個人私下稱為「台灣文青養成計畫」。這個計畫的目標很簡單，就是全用台灣的作品與案例，來解說文學的基本概念。以世界文學的標準來看，台灣文學當然不是多麼了不起的一支。不過我也相信，我們所累積的養分，還不至於少到無法滋養自家下一代文青的地步。而比起外國的佳餚，我想我們應該還是更容易品味滷肉飯和黑白切的。

所以，我在二○一四年出版了《學校不敢教的小說》，這是談「閱讀」；我在二○一七年出版了《只要出問題，小說都能搞定》，這是談「創作」。而你手上的這本《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則是談「作家」——如何理解一名作家，以及他/她所創建的文學事功。這系列還沒有結束，也許還會有更多本談「作家」的書，以及至少一本談「文學理論」的書——或許會以「作家們的筆戰」為主軸來寫吧。

《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是我首次嘗試類「評傳」的寫法，也就是說，我會一邊講作家的生平故事，一邊以我自己的觀點來評析作家在人生的關鍵點上，做出了什麼影響他/她的文學生涯、甚至影響後世文壇的決定。眼尖的讀者，也許會發現我運用了許多我在《文壇生態觀察》裡面整理過的模式，也算是我對文學社會學的興趣之延伸吧。我希望可以在這系列文章裡，讓文學讀者重新認識台灣的作家前輩，認識他們的精神、意志與勇氣；我也希望可以稍微讓非文學讀者感受到，就算你未必嗜讀文學作品，這些人本身的生命故事，及其對世界的熱情與執著，都有如小說一樣精彩。

至少我是這樣想的。

每次想到鍾肇政，我就會問自己：如果他都沒有放棄了，你有什麼卻步的理由？我能像鍾理和一樣，堅持寫到不能再寫為止嗎？我有沒有葉石濤的堅忍，能等到冰封雪融的一刻？我有林海音的耐心與細緻，能為了更遠大的目標而調和眾人嗎？我是否能跟陳千武一樣，擁有無可摧折的自信？聶華苓的格局與敏銳，郭松棻的深思與內省，陳映真與七等生看似相反卻猶如鏡像的執著⋯⋯我不想說一些「典型在夙昔」之類的老頭修辭，但我確實感激他們，在很多猶疑時刻為我照亮眼前路。我越知道他們的故事，就彷彿越能不驚詫於現世波瀾，越相信文學之神終會回報一切。如果這本書的讀者，也能分到一絲一毫類似的力量，就再值得不過了。

本書關於作家的種種判斷，大多得益自台灣文學研究的既成結果；少部分則是我以自身的文學經驗推想的。沒有幾個世代可敬的前輩與師友戮力研究，就不可能有這本書。而不管來源為何，謬誤之處自然該由我一力承擔。如果讀者想進一步閱讀更多關於台灣作家的故事，我很推薦以下幾本作品：

王鼎鈞：《文學江湖》

鍾肇政：《鍾肇政回憶錄》（兩冊）

鍾肇政、鍾理和：《台灣文學兩鍾書》

葉石濤：《一個台灣老朽作家的五○年代》

聶華苓：《三輩子》

尉天驄：《回首我們的時代》

季季：《行走的樹》

鄭鴻生：《青春之歌》

陳明成：《陳映真現象》

當然，值得閱讀的傳記、研究與回憶錄遠不止這些，不過它們應當會是很好的起點，任何一本都是。而在你讀完本書乃至於進階到上述書目之後，再回頭去讀我散置在本書各篇中、﹁絕對不是不小心提到﹂的小說名篇，一定更會有線索星閃埋伏，豈止八方十面之感。

最後，我要深深推薦賴香吟《天亮之前的戀愛》一書。本來《他們沒在寫小說的時候》打算寫完戒嚴時期的小說家之後，再回頭補齊日治時期的上古神獸。但《天亮之前的戀愛》出版後，我一方面覺得珠玉在前，實在難以輕率下筆（到底要怎麼寫出更好的朱點人、王詩琅、龍瑛宗和呂赫若——）；一方面竟覺得如釋重負，既然已有這麼好的一本，我就再多想想吧，或者也根本不必勉強求全。或者⋯⋯戰後也還有不少頗費思量的人物呢！比如歌雷，比如王禎和，比如溫瑞安，比如林燿德⋯⋯甚至是更「對面」一點的朱西甯、彭歌？夙昔本來未必都要是典型，遠去的，也可以是帶來另一種哲思的人吧。

但這些都留待以後吧。現在就只做我現在能做到的事，那些看似毫不現實的夢，才有機會一一完成。

這也是他們的故事教會我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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婚姻是一場生活考驗。當考驗來臨時，人們才能懂得這一切的意義

圖/時報

書名：《婚姻生活》

內容簡介：2019年女性小說獎得獎作品，也是史上第一本同時入選歐巴馬、比爾•蓋茲及歐普拉讀書俱樂部的年度最佳小說。一封封妻子的來信，一封封來自丈夫的獄中書簡。美國當代作家塔雅莉•瓊斯架構了一場因冤獄而陷入困境的現代婚姻，一對新婚夫妻曾以信為家，一方失去自由，一方陷入孤單，困在悲慘情境中的人們奮力要在慾望與責任間求取平衡。全書巧妙地以書信體與內心獨白的形式交替呈現主角的內心情感與迥異的立場，帶領讀者探索婚姻對自身的意義，對愛與忠誠的理解，也不免深陷立場的變換與抉擇的拉扯之中，無可自拔。布局巧妙，文筆優美，一部切合時代的震撼性小說。

作者介紹：塔雅莉•瓊斯，1970年出生於喬治亞州亞特蘭大。著有《Leaving Atlanta》、《The Untelling》、《銀燕》，其中《銀燕》一書入選國家人文藝術基金會（NEA）之大閱讀圖書館。曾獲無數文學獎項肯定，榮獲康乃爾大學懷特榮譽教授，目前為埃默里大學創意寫作教授。2019年以《婚姻生活》榮獲女性小說獎（Women's Prize For Fiction）。

搶先試閱：〈羅伊〉

世界上有兩種人，離家的人和不離家的人，我很榮幸身為第一種人。我的妻子瑟蕾莎曾說我是個徹頭徹尾的鄉下人，這話我可不能苟同，因為，首先，我不是來自鄉下，路易斯安那州的艾洛（Eloe）是個小鎮，不是農村。「鄉下」這詞會讓人聯想起栽種作物、綑紮乾草或擠牛奶，我可是一輩子沒摘採過棉花莢，不過我爸摘過。我從沒碰過馬或羊或豬，也沒興趣去碰。瑟蕾莎從前聽了這話會笑，會澄清她沒說我是農夫，只是來自鄉下而已。她出身亞特蘭大，所以要說她是鄉下人也不無道理，但依照她的說法，她是個「南方女人」，但可不能混淆成「南方淑女」。不知何故，她並不討厭「喬治亞蜜桃」這名稱，我也覺得挺好，所以我們就姑且說她是個喬治亞蜜桃吧！

瑟蕾莎自認是個都會人士，這倒也沒錯，只不過她至今仍然住在從小住到大的房子裡，我呢，則是高中畢業的七十一小時之後，就趕搭第一班車離家了。原本想更早一點出發的，但客運巴士沒有天天停靠艾洛鎮，所以沒辦法。郵差把裝著畢業證書的紙筒送到我媽手上時，我已經在莫爾豪斯學院的宿舍安頓好了，並且開始參加一個專為第一代獎助金學生開辦的特別課程，學校邀請我們比校友子弟早兩個半月到學校，認識認識這個地方，學學一些基礎知識。想像看看二十三個年輕的黑人男子齊聚一堂，連續觀賞史派克．李的《學校萬花筒》、薛尼．鮑迪的《吾愛吾師》，你就可以想像得到大概是怎樣一個狀況。也可能你想像不出來。教條式的教育不見得是壞事。

我這一輩子都在接受扶助計畫的幫助──五歲開始接受「啟蒙教育」，之後就一直參加「向上提升計畫」。如果哪天我有了孩子，他們在人生的自行車旅程中，應該可以不靠輔助輪幫一把就能踏遍一生，但我可是受了人家幫助的，還是不要忘記人家的功勞才好。

處世的規則我是在亞特蘭大學到的，而且學得很快。世上從沒有人說我笨。但家鄉是一個人的起飛之處，而不是降落之處。一個人無法選擇自己的家鄉，就像無法選擇出身的家庭一樣。玩撲克牌時會拿到五張牌，三張可以換，兩張要留著，這兩張就是家庭與家鄉。

我不是說艾洛不好。很顯然，只要眼界夠寬就會知道，比艾洛糟透了的家鄉多得是。譬如說吧，艾洛雖說位在路易斯安那州，而不是某個遍地黃金的州，但至少是在美國。對境況不佳的黑人來說，美國可能是天下最好待的地方了。不過我們家並不窮，容我花點額外力氣把這件事說個清楚：我爸白天在巴克運動用品店工作得超賣力，晚上又到處做些維修之類的雜工。我媽在簡餐店打菜，工時長到外人可能會以為我家沒有鍋子也沒有窗子，不過我在此鄭重聲明，鍋子和窗子我家都有。

我、歐麗芙和大羅伊是這個三口之家的成員，我們住在一個治安良好的社區內一棟堅固的磚房裡。我有自己的房間，大羅伊把房子擴大加蓋之後，我還有自己的衛浴間。鞋子太小的時候，我從來不用等很久才能買新鞋。雖說接受了補助，我的大學學費我爸媽可不是一毛都沒出，該他們付的部分他們從來沒少付過。

不過我們沒有什麼餘裕。若說我的童年是個三明治，這三明治裡的肉並沒有突出麵包外。我們衣食無虞，但除此之外沒有更多了。「但也不缺什麼。」我媽會這樣說，然後給我一個甜到會出水的愛的抱抱。

我來到亞特蘭大時，還以為我的整個人生都展現在眼前了，就像一疊又一疊的空白紙張一樣。你知道他們怎麼說的──莫爾豪斯的男人隨身攜帶筆。我的人生可以任我揮灑。十年過後，我的人生處於最甜美的頂點。當有人問我「你是哪裡人」時，我回答：「亞城！」我對這城市已經熟到改用暱稱來稱呼它了。人們問起我的家庭，我談起的是瑟蕾莎。

我們已經正式結婚一年半了，這一年半來過得十分幸福快樂，至少我是這樣的。或許我們所謂的幸福和其他人不一樣，我們不是你們想像中普普通通的亞特蘭大中產階級黑人，丈夫睡覺會把筆電壓在枕頭下，妻子在夢中想著她裝在蒂芬尼藍盒子裡的珠寶。我年輕，野心勃勃，正在力爭上游，瑟蕾莎是藝術家，美麗又熱情。我們就像《愛情喜相逢》那樣，不過比較成熟。有什麼辦法呢？我對流星一樣的女人總是難以抗拒。跟這種女人在一起，就會感覺自己深深投入了一段感情，不是打完招呼就謝謝再聯絡的那一型。在瑟蕾莎之前，我交往過另一個同樣在亞城出生長大的女孩，這個看起來再正常不過的女孩，在全國城市聯盟的一場慶祝會中拿出一把槍來指著我！我永遠忘不了那把有著粉紅色珠母把手的點二二手槍。我們在桌上享用著牛排和脆皮馬鈴薯，她在桌下秀出皮包裡的點二二手槍，聲稱她知道我背著她勾搭一個黑人律師公會的小妞。這是要我怎麼辯解？我一方面嚇呆了，一方面又不怎麼害怕，畢竟只有亞特蘭大女郎才有辦法把這種街頭混混行徑做得這麼氣質優雅。這當然是被愛沖昏頭的論點，這我承認，但當下我實在不知是該求婚還是該報警。我和那女孩天還沒亮就珍重再見了，這可不是我下的決定。

手槍女孩之後，我和女性同胞短暫失去了聯繫。我和其他所有人一樣讀報看新聞，也聽說黑人男性據信數量短缺，但這些好消息對我的社交生活似乎尚未發揮影響力，我所看上的每一個女人都有個誰在暗處默默等待。

一點點小競爭對參與的各方都有益健康，但那個手槍女孩的離去卻像恙蟲一樣，搞得我渾身不自在，害我回艾洛住了幾天，去找大羅伊把問題釐清釐清。我爸有那種全能天神的氣質，好像你出世之前他就在那裡，等你消失很久很久之後，他還是會繼續坐在同一張安樂椅上。

「兒子呀，別跟那種會亮出武器的女人交往。」

我試圖解釋，這女孩的特別之處在於拿手槍的街頭混混調調和那個晚宴場合光鮮亮麗的反差。更何況：「她只是玩玩哪，老爸！」

大羅伊點點頭，吸掉啤酒杯裡的泡沫：「如果她光是玩玩就這德性，那發起火是會做出什麼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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