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提要：黃瀚嶢×徐振輔／遭遇如何形構世界？（上）
森林是生物多樣性的集成
黃瀚嶢：
我畢業自森林系。這科系的各類課程設計，主要出發點都是林業的經營。林業，在某個意義上類似農作，植樹造林，並收穫木材。然而，森林卻又不只是成排樹木的集合，作為生態系統，森林明顯負擔了水土保持、氣候調節與維持多樣生物棲地的角色──甚而，森林就是生物多樣性的集成，其存續的本身，就是目的。這使得討論森林治理時，在收穫之外，更多的是生態系統的多目標經營。
即便以最功利的方式，來計算生態系統的價值，林學中很早就標舉出「美學」這個項目，如今往往涵納於「森林遊樂（forest recreation）」這個領域之中。或許調查問卷會寫著，你願意花多少錢買門票，來體驗一片森林？
先前我們都提及，那些與其他物種的遭遇，那種令人顫慄驚嘆的頓悟時刻，被那些陌生但充滿活力的「野性」所震懾的當下。這樣的敘述句，像是久居籠中的鳥，忽然意識到在體制框架之外，還有其他可能──與其稱之為「自然」，倒不如說，是在你我的文化視閾之外，那些他者，展現著多元的「野性」。在中文語境下，野化，在野，確實均為脫離某種框架後，眾聲喧譁的地景。要是問起門票的價格，我確實願意奉上大量的金錢去換取，這樣具備「野性」的美感體驗。
在森林遊樂的知識中，如林木的排列層次，步道與解說系統的設計，遊客移動的頻率與行為，都可當作某種知識來論述，或者以更文學的角度來認知──其中隱含著某種敘事美學。然而，我不禁這樣想，如果野性是可以規畫設計的，可被敘事包納的，那野性還是野性嗎？
當野地的遭遇，確實衍生出了經濟潛力，甚而促成社群認同與政治動能，有無可能，當前我們所見的環境，所有的遭遇，早已於某種潛在的美學意圖中，被形塑與規整，成為如今的樣貌？這當中，又還有多少野性，多少他者的存在？我們的觀看與書寫，又該如何對抗，磨合，抑或被捲入，糾纏，共振出可能的新語境呢？
得到一雙窺探螢火蟲的眼睛
徐振輔：
關於遭遇的美學經驗及其形構世界的機制，我首先想到自己問過一位熱情滿溢的賞鳥者，看鳥最大的樂趣是什麼？她想了想告訴我：「我享受賞鳥的感覺，是透過望遠鏡，感覺自己加入了牠們，在一起覓食或做點什麼。」
這個說法提供了思考的方向。我們都很習慣藉由文獻資料，獲取關於特定物種的資訊，但往往只有近身接觸才能創造強烈的「在場感」──你意識到自己正闖入陌生的場景，活躍的生態關係在身旁湧動，就像在跨國旅行中至當地人家作客，進入對方生活那一刻，突然察覺彼此的生活習慣無法相容。於是我們保持專注、緊張、興奮與不安，重新揣摩一個無法為所欲為、無法沿用過去經驗預測未來的世界。
跟物種的相遇，會讓我們得到一雙不同的眼睛，這可不是什麼文學隱喻。有段時間我經常跑野外觀察螢火蟲──臺灣山林其實到處都有螢火蟲，只是不易被人察覺，因為多數人並不習慣凝視黑暗。如果願意走入夜晚的森林，靜靜敞開雙眼，你一定會驚訝地發現，世上能發光的事物遠比想像中更多，但前提是要調整自己的眼睛。人類的感光細胞分成視錐細胞與視桿細胞，前者提供色彩辨識及清晰度，後者善於捕捉微光。一旦進入昏暗環境，我們瞳孔會迅速放大，接著切換成以視桿細胞為主的感光機制。這一刻，你來到螢火蟲的世界，一個被銀色月光勾勒出輪廓的世界，色彩淡去，火光浮現。
所謂得到一雙不同的眼睛，當然有抽象層次的涵義。有時我承接一些螢火蟲導覽活動，會從旁觀察人與物種的遭遇。當火光浮現那一刻，民眾總無法自拔地揣摩螢火蟲的心情、目的、欲求、困境（儘管不見得準確）。當得知發光是為了繁衍後代，民眾會戰戰兢兢，深怕冒犯了這個神聖時刻；當天空下起大雨，民眾會為脆弱的蟲子心生憂慮；當我表示螢火蟲幼蟲以田螺為食，他們便像是接收到倫理暗示，認為世界應當保留一塊乾淨的水田。
得到一雙窺探螢火蟲的眼睛，將使你跟螢火蟲的世界發生纏結，讓你對殺蟲劑畏懼，對人工光源不安，深信清澈的河流是世上最珍貴的禮物，如若消亡便發出痛苦的哀號。當一個人在遭遇中轉化成螢火蟲的代言者，再回頭對社會指指點點時，這一切就有了深刻的政治意義。
以遭遇作為環境政治的分析工具，我們會發現，自然書寫有一種最典型的操作策略，就是透過「再現遭遇」為讀者安排一條逼近他者的路徑，從而重置世界的價值。但我認為這是一把雙刃劍，能刺穿敵人胸膛，也能割傷自己的手。創作者必須保持政治上的敏銳，意識到這個建構過程納入了什麼、排除了什麼、基於什麼理由，又隱含什麼風險。
我的書寫，是濕地的一部分
黃瀚嶢：
近年我頻繁地執行一種活動，就是在某地劃定一條路線，進行走讀解說與植物採集，最後以簡單的拓印，做成一批類似植物版畫的單色作品。但這個活動的要義在於，我們要為每一張圖中植物，寫一段話，而這段話，需要經過對於環境歷史的聆聽。
最近一次的走讀，辦在花蓮的美崙溪畔。那一帶曾是空軍基地，後來變成旅遊景點，地方政府如今在道路旁種了許多會結出果實的行道樹，因為該區域近年出現了瀕危的臺灣狐蝠，而狐蝠會受到果實的召喚。當年覆蓋軍事設施的植物，當代景觀營造的植物，以及未來召喚稀有蝙蝠的植物──植物總能映照那些不同時空中，人類的集體意圖，而這些斷裂的意圖，又彼此交織在一起，形成了植被消長，如意念消長。快照掠影般的拓印，是否也正回應了一段段環境歷史？植物不言，但我們為植物寫的一段話，卻能交織在一起，形成某種跨時空的互文，就算沒有討論的意圖，也形成了一種敘事。
眾聲喧譁的敘事，我想到自己所熟悉的另一場景，我在《沒口之河》書中，描繪的臺東知本濕地，那些泥沙灘上的痕跡，鳥的，狗的，人的，車的，國家的，河流的，海的。那也是一片敘事的平台，錯綜的痕跡交織成一個當代生態政治的隱喻──所有雜亂的話語，總有某種編排，讓這敘事產生力量，而不同編排序列，指向了不同的政治圖景。
我參與並書寫《沒口之河》一書時，逐漸浮現在腦中的那些章節概念，似乎又非我的獨創設計，反倒是眾多訊息彼此辯論，凝聚，自動鋪排，而我只是順勢寫下。我的文字腦區是一個平台，接通的卻是紛雜的，萬物的議論。那麼，思考的主體，書寫的主體會是誰呢？好像整個多物交織的網絡，才是真正自我辨證的發言者，那個網絡超出了臺東知本的範圍，瀰漫到網路上，各類傳媒中，遠方的議事桌前，部落靈媒的儀式之內，還有那些泥地水澤的痕跡之間。濕地記憶，思辨，發言，而我的書寫，是濕地的一部分，被其帶動。
當我看見多樣的植物，聽見紛雜的鳥鳴，因而感到心安，或許正因內心知道，某個屬於土地的議事平台，還正持續運轉，而只要我還對其充滿情感，就有聆聽的機會，就有被帶動的潛能。
寫作是一股允許緩慢的運動
徐振輔：
也許我們可以透過遭遇這個主題，重新檢視情感的位置。我一直認為，在自然保育的社會倡議及政策領域，情感往往是價值的核心，但在強調科學理性的主流論述面前，浪漫成了貶義詞。情感被壓抑、被搽脂抹粉、被扭扭捏捏地擺在次要位置，不容僭越。
以前保育人士談論人跟物種的情感，常常將它當成運動工具，其中最典型的一類就是旗艦物種（flagship species），它指的是人們為了推動特定議題，策略性選出的象徵物種。這些物種充滿魅力，能發揮凝聚社會關懷和資金挹注的效果。舉個例子，在綠色和平等組織的大力行銷下，北極熊已和全球暖化密不可分。許多人夏天手握遙控器，猶豫是否開冷氣時，心中所思不是人類生存困境或抽象的生態危機，而是北極熊站在浮冰上的樣子──即使多數人一生中根本碰不到牠們，但透過影像為媒介，我們仍替北極熊心焦。
很多時候，情感會成為脫韁野馬，拽著理性向前跑。以螢火蟲為例，臺灣社會大概從一九九□年代興起一波螢火蟲保育風潮，那時從社區組織到政府單位，從郊山林野到城市公園，紛紛設立各種形式的螢火蟲保護區及復育區。在早期論述中，情感本身就是充足理由，「找回童年記憶」成為流行口號。後來隨著生態保育論述取得主流地位，越發強調螢火蟲跟環境健康之間的關聯性。但仔細檢視會發現，絕大部分復育計畫並沒有所宣稱的效果，生物多樣性只是包裝情感的籠統修辭。
我們不得不承認，人跟其他物種會建立什麼關係，不只是根據經濟、安全、衛生等理性邏輯，很多時候是情感推動一切。麻煩的是，情感難以捉摸、難以計量、難以維持穩定形式，一旦脫離身體，就會像掉落的羽毛那樣漸漸褪色。被一些人視若珍寶之物，往往被另一些人棄如草芥。正因如此，情感成為寫作者筆下的千面女郎，很容易為了契合特定目標改頭換面。若要走一條簡單的道路，我們當然可以將理性與情感拉上同一陣線，假裝它們是一對如膠似漆的伴侶。但事實遠非如此，兩者經常發生尖銳矛盾，這是許多自然寫作者內心無法擺脫的幽靈。
要怎麼找到一個理想的立足點呢？我想寫作者可以保持反省之姿，對稱看待不同的關係形式。一種方法是將鏡頭轉向自己，對於所處的批判位置有所警覺。當談論自然時，談論的不再是「原本就在那裡」的客觀存在，而是被活生生的肉體所看見、聽見、感受、思考的對象，並注意各種價值如何在關係中浮現。若就一個倡議者而言，這種態度或許有些溫吞，但我相信寫作是一股允許緩慢的運動，不必高呼理性教條，不必退守個人情感，而是保持謙卑的浪漫進行美學的政治鬥爭。
我總覺得，當代自然書寫是一種危機文學──正如保育生物學被稱為危機學科那樣──無論創作者有意無意，總要面對眼下岌岌可危的世界。有點惋惜的是，不少人傾向將文學視為某種生活感想的抒發、某種無關宏旨的風花雪月，好像在面對現實問題時，只能攀附在科學骨架上當一串聖誕燈飾。我偶爾會提醒自己，從歐美或臺灣文學史來看，許多自然書寫作品在所處社會中都具有活躍的反叛力量。而我們這個世代的創作者，也沒有理由放棄介入世界的可能性。
敘事作為生態的介入
黃瀚嶢：
敘事作為生態的介入，我想起自己最近正在參與的一個行動。
那又是一次走讀，走的是清大與交大校園，仍是植物拓印。但這次的整體企畫有一個核心，即是日本海軍的第六燃料廠，戰後遺留在新竹東區的那根大煙囪。更準確地說，其實是二十多年前所發現的，煙囪中群聚繁殖的霜毛蝠。
日治時期，新竹發展軍工業的區位因子，正是水量豐沛的頭前溪；至今，河流又成為新竹科學園區的命脈。但解構這種國家敘事的，反而是戰後的眷村文化，毗鄰科學園區的兩所大學，回過頭來投入在地知識與美學的深化。當鄰近區域的植物開始鬱閉，棲息足夠的昆蟲，而居民開始重視生活品質與在地歷史──霜毛蝠，這種稀有神祕的小動物，竟成為最後的某種總結──牠們同時是生態指標，魅力的旗艦，同時又是地方生態敘事中不可或缺的精神象徵。整個頭前溪流域，似乎都必須聆聽這些蝙蝠，在暗夜中無形的超聲波──會不會，在集體潛意識中，霜毛蝠接通的是某種共生的渴望，並隱隱對抗著一種過度開發的內在恐懼？
我想振輔選擇研究的螢火蟲，也是非常精準的一個題材。你常說，在學理上，常見的螢火蟲種類多半不是什麼純淨荒野的指標。但用更高標準的細緻品味來看，那些現代化過程中殘存的產業道路，檳榔園或茶園，都市近郊僅存的稻田，種種遺跡般的存在，被暗夜中的不同螢火照亮，照出一條條可能的發展道路，那裡有荒地、濕地、淺山的價值，有集體記憶中，那模模糊糊的野地記憶，被不同的螢火蟲給具體化，精緻化了──又或者，是透過你的轉譯，讓敘事精緻化了。對於那些面朝先進國家的發展想像，面朝古老荒野的復育想像，這新的聲音，既是雙重的反叛，又是雙重的調和。無論蝙蝠還是螢火蟲，這些與體制關係曖昧，幽微地競爭又合作的他者們，這些野性，發出微小的聲光，使喧譁的敘事動能找到出口，著陸在地。
我認為所謂生態書寫，應該不斷探索這些遭遇他者，並與之共振的可能，進而成為敘事與行動的新方向。
十一月《文學相對論》
吳懷晨×吳緯婷
將於11月4-5日登場，敬請期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