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們的歌──五年級點唱機】宇文正／台北的天空

2021年11月29日星期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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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文薈萃

【我們的歌──五年級點唱機】宇文正／台北的天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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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們的歌──五年級點唱機】宇文正／台北的天空

宇文正/聯合報

2020年文藝雅集，陳克華(左)、宇文正演出《樓台會》。（陳哲妮／攝影）

飛往洛杉磯的那個夏日午後，跟爸爸、二哥揮手道別，走進機艙，我以為自己很勇敢的，一找到座位、安置好行李，心從很深很深的內核酸楚了起來。那時媽媽過世了；我的工作飄泊無根，不知道自己究竟想做什麼，辭掉了好不容易才輾轉進入的大報；那一年，很晚熟的，初次懂得愛情裡複雜殘酷的況味。我告別的不是愛情，不是記者工作，而是純真的少女年華，我告別我自己。當飛機起飛的時候，淚水流個不停，我的臉幾乎貼著小窗，不敢轉為正面，無意識地盯著逐漸拉遠的大地，雲層上頭還有雲層。也似乎是無意識地，在心頭響起這支我記不全的歌：「風好像倦了，雲好像累了，這世界再沒有，屬於自己的夢想。我走過青春，我失落年少……」是誰寫的歌詞，在那時刻，完完全全熨貼著我的心？

那一刻絕不會想到，多年後，我和這位詞人成為要好的朋友，我們一次次攜手登台，在文訊籌辦的「文藝雅集」上為資深作家獻唱表演，演過《色˙戒》，扮過戲鳳、梁山伯與祝英台，有一年，還合唱了他作詞的〈九月的高跟鞋〉。那一刻更不能想像，這首〈台北的天空〉是在什麼樣的情境之下寫出來的。

那是陳克華大量作詞的年代，製作人為專輯向他邀稿，通常繳去十來首作品，會選用一二首譜成曲，但〈台北的天空〉是十萬火急了才把他抓去唱片公司當場命題作文！

「《台北的天空》是王芷蕾加入飛碟的第一張專輯，公司很重視。那還是三台八點檔的黃金年代，唱片公司得付錢給電視台，才能夠搭上八點檔連續劇的片頭或片尾曲。那部戲叫作《花落春猶在》，馬景濤、徐樂眉主演，歌的旋律已經有了，是陳復明作曲，但是原來邀請作家填的詞不太合適，而戲已經要上檔，再不進錄音間就要開天窗了。他們緊急找我來，播放旋律給我聽，大致告訴我那個連續劇在講一個異鄉遊子在美國念書然後回到台灣的故事，標題〈台北的天空〉，讓我當場填詞。我匆匆忙忙寫完就走了。」

「你寫了多久？」

「大概十分鐘吧，因為他們一直催我啊，說趕快、要錄了啦！」

天啊！這是七步詩嗎？

「這首歌就是這樣匆促寫出來的，不知道為什麼那麼紅。」

我想，一首歌的風行，跟時代的氛圍是有緊密關係的。〈台北的天空〉作於民國74年，正是台灣錢淹腳目的年代，城市的自信心起來，可能台北人需要一首自己的歌吧。而民國七十至八十年代，大學畢業生大量留美，尤其是念電機、電腦。我到南加大那一年（民國八十年），校方有個歡迎留學生的迎新會，當介紹到各國學生時，該國同學站起來，大家為他們鼓鼓掌。印象中，每個國家大概都是數十人吧，也有個位數的，來自香港的有四、五百人，場面略顯騷動，念到來自台灣，我們嘩的一聲站起來，沒記錯的話大約有八百多人，校長說，我們的校名應改為：台灣大學，洛杉磯分校，台下哄然。我的第一任房東，簽約時只有一個要求，倘若要退租，必須找到另一位「台灣同學」承租，連押金都不必。台灣學生勤奮用功又有錢，除了愛煮飯，廚房有油煙之外，是最理想的房客。我想，大量的異鄉遊子，需要一首思念台北的歌吧。

克華說：「這首歌真的是陰錯陽差，而且我也不是台北人。」我說，那你有幫花蓮寫首歌嗎？

「我回花蓮，大家都說你為什麼不寫一首花蓮的歌？我說我有寫，可是都沒有人譜曲。他們後來就說不用了，我們已經決定有花蓮的歌了！」

「是什麼？」

「就把『台北的天空』改成『花蓮的天空』，他們說這樣最快！」

「哈哈哈，那台中也有了，台南也有了，全省都有了！」

陳克華是詩人，是眼科醫師，而在這兩個身分之外，他實在是興趣廣泛才華洋溢，攝影、繪畫、裝置藝術……什麼都有興趣，什麼都能玩，這些身分裡，最被熟悉的是作詞，知名度有時甚至壓過他的詩人身分，因為流行歌曲影響力，實在太大太廣了。

陳克華是五年級的最前段班，也是外省人家，聊起音樂的養分，跟我非常相似。「我從小聽幾類音樂：一是黃梅調，小時候聽《梁祝》會哭。二是文藝電影的配樂。像香港邵氏、電懋出品的電影，所以我特別推崇姚敏和姚莉這對兄妹。姚莉會唱，姚敏作詞作曲，多產到你無法想像。我們熟悉的Ｎ首電影歌，你所能想到的，〈情人的眼淚〉、〈總有一天等到你〉、〈我要為你歌唱〉、〈春風吻上我的臉〉、〈江水向東流〉、〈我有一段情〉、〈神祕女郎〉、〈站在高崗上〉、〈雪山盟〉都來自姚敏筆下。」

「再大一點，就是現代民歌，楊弦、金韻獎，我國中就開始聽。到了大學時代，一度聲樂家唱民歌很風行，像姜成濤……」

「哇！我幾百年沒聽過這個名字了。」

「他很有趣，把什麼歌都唱成山東腔。還有成明，他還成立了成明合唱團。」

我很激動，這個名字也消失很久了：「我以前還有他的錄音帶：《黃山˙奇美的山》。」

「對對對！我們真的是同代人，有共通的語言。」

另一方面，也跟我相似的過程，「那時候誰不聽西洋歌曲呢？其實我是亂聽，看余光在台視的節目《青春的旋律》，那是我在花蓮唯一吸收西洋音樂的管道。」

與我不同的是，我小時夢想學鋼琴，家境根本不可能，克華是醫生的孩子，小時候是被「逼著」去學小提琴，但那卻成為他痛苦的記憶。「我在學校是優秀的學生，都第一名，一向是老師最喜歡的。可是小提琴老師一律打，你拉了三、四十分鐘，拉完以後，老師會更正，或是在譜上寫一些記號提醒。好，琴收起來，手伸出來，打！每一件沒做到的就打，永遠有沒做到的！」是啊，能完美演出，還需要上課學習嗎？

「我受不了，中斷了。爸媽覺得花那麼多錢讓你學音樂都沒學成，認為我是一個沒有音樂天分的小孩，這輩子跟音樂不會有什麼緣分了，就專心讀書吧。後來我寫歌，他們非常驚訝。」

寫歌的緣分還是從寫詩而來。克華早慧，最早發表的詩，就在聯副，那時他還是個高中生。大學到台北來念台北醫學院，主編□弦說，你來聯副吃個飯，北醫跟聯合報那麼近，於是他認識了□弦和吳繼文、趙衛民、丘彥明幾位聯副大將。大二（民國69年）就獲得時報文學獎，有一天人間副刊主編高信疆出現在他住處門口，跟他說：「恭喜你得獎，我想請你吃個飯。」把他帶去吃西餐，那是他生平第一次吃西餐，高信疆還教他西餐禮儀。他也認識了時報的季季、航叔（陳雨航）、駱紳這些副刊史上重要的編輯。那時一年得一個大獎，包括全國學生文學獎，於是又認識了梅新，又有中央副刊的朋友請吃飯。

「那真是一個美好的年代！」

「一天到晚有主編請吃飯哦？」不只主編，台北文壇好多好多飯局，大家沒事就把這個小朋友叫上。

「有一次，是管管家的聚會。那時管管、袁瓊瓊住在花園新城，周末有什麼活動就叫我去。管管在拍戲，認識了一堆影劇界的人，做音樂的、寫劇本的，大家常常禮拜六往那跑，吃完飯聊天一直聊到第二天天亮，累了，客廳到處隨意躺一下。我在那裡認識很多人，萬仁、柯一正、張北海，還有導演虞戡平。」

是虞戡平把他帶進歌詞界。他正著手的電影，將由蘇芮主唱，請陳克華幫忙寫歌，也帶他認識了飛碟唱片的老闆彭國華、作曲家陳復明、曹俊鴻等人。蘇芮這張專輯拖了很久，飛碟又簽了第二位歌手，蔡琴，要為她重新打造形象，找了許多重要詞人參與，慎芝寫了〈最後一夜〉，梁弘志寫了〈讀你〉，而陳克華寫了〈蝶衣〉，這張專輯令蔡琴的歌手之路再攀巔峰。接著王芷蕾這張專輯，也是所謂「翻身」之作。

陳克華寫的歌經常上排行榜，開始在唱片界有了名氣，滾石製作人王新蓮也來找他為張艾嘉寫歌，我馬上搶答：「我知道！〈我站在全世界的屋頂〉！」

「這首歌有很多人翻唱。跟滾石合作中，還幫崔苔菁、黃韻玲、紀宏仁寫過歌。」

「崔苔菁？你是說我們從小認得的『一代妖姬』崔苔菁？」

「想不到吧？那張專輯叫作《蝴蝶》，我寫了〈唇的告白〉，李格弟也寫了〈讓我請你跳支舞〉，是首慢歌。那張專輯其實很好聽，也是想要扭轉既定形象的作品，崔苔菁正經八百的唱了這張專輯，我躬逢其盛。」

滾石之後，齊秦的虹工作室也來邀詞，我最喜愛的〈九月的高跟鞋〉就是虹工作室出品。「寫〈九月的高跟鞋〉，我心裡設定的，就是都會女子的心情，其實我還很想為都會女子的代表黃鶯鶯、陳淑樺寫歌，可惜還沒機會，我就要去當兵了。」

陳克華在民國72至74年這三年多的時間裡，寫了大約一百首的歌，開始醫院實習之後不太有餘力寫歌，當兵之後就停下來了。他笑說那幾年大概星座運勢剛好走到……我說：「文曲化科！」

「文曲化科是什麼？」

「就是異途功名，文采斐然啦！」

陳克華想想，當年沒有金曲獎，但有金鼎獎，《台北的天空》得到最佳專輯，讓王芷蕾得到最佳女歌手獎，他也得到最佳歌詞獎，確實是豐收的一年。雖然著作權都被要求轉讓，但在那年代，一首歌詞五千元稿費，對於大學生來說，生活費綽綽有餘了。那一百首歌，那一段時光，而今回首，陳克華說：

「恍如一夢！」

但不得不說，歌的影響力真的是比詩大太多了，他已經淡出那圈子很久了，詩仍然勤寫，迭有佳作，但是對於七、八年級世代來說，知道他的歌的人，還是比詩多。

有些詩人的歌詞，是從詩作裡改編，陳克華的歌詞與他的詩毫不相涉。「我寫歌詞，就是歌詞，這兩者內在的邏輯是不一樣的。」

「寫詩是極度個人的事，不太會在意你使用的個人的象徵，有時甚至不太在意讀者。可是歌詞，基本上是商品，在創作的過程中，腦子裡面已經有商品的邏輯了。我也是慢慢被教導的。一開始我也以為寫歌詞就像寫詩一樣，只是有點押韻、對仗，他們會告訴我，歌是每個人要聽、要唱的，所以有些詞彙是絕對不能出現的。」

「教導你的是哪些人呢？」

「製作人啊，像彭國華、曹俊鴻都教導我很多。慢慢就會發現，一些太個人的詞彙、或是有點色情的聯想，他們都不要。我還幫一位年輕歌手寫過歌，他叫蔡藍欽……」

「啊，蔡藍欽！」我想大概每個五年級世代的愛歌者，聽到這個名字，都會輕輕的嘆一聲，對於流星一般的美麗生命，誰不惋惜？

「我是少數見過蔡藍欽、跟他合作過的人，《這個世界》專輯錄好以後他就過世了，發片，就是他的追悼會。這專輯裡我為他寫了一首〈少男日記〉，結果公司對『日記』這兩個字也有意見。」

「日記也不行噢？」

「他們說，現在哪有人寫日記？連『日記』都被挑剔，就更不用講其他冷僻的字眼了。我在寫歌詞的時候，內心知道不能隨心所欲的寫，不要說婦孺皆解，起碼一些奇奇怪怪的意象不能夠寫進去。寫歌真的是一門專業，大家都以為會寫詩就一定會寫歌詞，這是錯的。歌詞看起來比較容易，但是它先天的限制很大，流行歌曲會有A1、A2、副歌，頂多加一個結尾C，結構比較制式，比較短，又要押韻。在商品邏輯的支配底下，還要能夠打動人心，真的不容易，可以說，一首好歌，比一首好詩更難求。詞、曲、唱，都要搭配得好，甚至整個時代的氛圍，也會影響一首歌的命運。一首紅起來的歌，真的是需要非常多的因素剛好到位。」

「你的歌有沒有在戀愛的歡愉中，或是為失戀的悲傷而寫的？」我想著〈蝶衣〉的句子：「這已經展開的春季／是本密密麻麻愛的日記／寫著愛你愛你愛你／愛你愛你……」又一本「日記」，是否來自一段美麗的故事？

陳克華哈哈一笑：「都是失戀吧，我這輩子大部分時間都是處在失戀的狀態啊。不是有那句話嗎？嘴唇只有在不能接吻的時候才會唱歌，談戀愛的時候怎麼會寫歌呢？」

●「那把打開記憶的鑰匙──宇文正《我們的歌》新書分享會」12月12日下午15:00-17:00在紀州庵文學森林2樓（台北市同安街107號）舉行，宇文正、陳克華對談，許悔之主持，報名電話：02-2368-757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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辛金順/聯合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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