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報導者，也是到處點火的人
●楊渡
老關：
讓我們兩個做「文學相對論」，我於是想起初識不久，你發表在《人間》雜誌創刊號的封面，那一張有如流浪吉普賽人的八尺門少年。那大約是報導文學與報導攝影最好的年代。可是隨即想到的，竟然是《虎豹小霸王》。
那是我們以前在採訪搭檔時的戲稱，以此比喻我們在交叉火網下，互相掩護的情義。
想想那時候的自己也真幹了許多「匪事」。去鹿港反杜邦，跟李棟樑結拜，出謀畫策；去林園工業區採訪，鼓動村長起來自力救濟（後來他真的去圍道路）；去恆春報導核三內幕，變成幫核電特約工寫抗爭標語和陳情書；去蘭嶼報導，變成蘭嶼有了第一場制止民代出國的反核；好像我們到處幹「匪事」。（當然，我們自以為在「革命」。）
難怪1987年3月27日，我在恆春搞第一場反核的時候，南區警備總部居然一通電話就打到你家，你太太接的，點名找我協調反核活動的內容。那時沒有手機，我身分還是中時記者，可他們大概跟監很久了，毫無失誤的，知道我人在你家，電話直接找到我這個地下總策畫，說要約去南區警總「喝咖啡」。還好我的兄弟李疾幫我去「被約談」，當成人質，直到晚上整個演講平安結束了，他才回來。
現在想起來，那時你正在蘭嶼，也沒閒著。不久就搞了蘭嶼第一場反核示威。目標是反對民意代表被台電招待去日本旅遊。這成為蘭嶼反核的第一槍。我還記得，你本來是去長住寫報導的，內容已開始在《人間》連載，但你熟知了在地的民情，最後變成反核的動員者，你找郭健平從台北帶白布條和大聲公（這個蘭嶼都沒有）回來，找我帶了蘇聯車諾比的幻燈片，我們一起搭飛機抵達蘭嶼。你派人接機，立馬說：因為他們知道我們要抗爭，今天要提早走了，所以馬上要發動。於是郭健平去村子裡找年輕人，我去你的租屋處寫文宣，你在地上寫白布條的大字。我還記得你邊寫邊自得的說：「寫得還可以，不愧是國立藝專畢業的。」
然後，你抬頭問我，要不要來一杯曼特寧。我心想，開玩笑，蘭嶼連白布條都沒有了，你還曼特寧？
沒想到你竟然泡了出來，賊笑說：「怎麼樣？我就知道你愛喝這個。」
「X的，居然自帶都不說，搞驚喜！」我笑罵道。
後來布條拉開了，郭健平也拿起了大聲公，站在街道上，用開始有些怯生生、後來便大膽起來的聲音，對民代喊話。那一瞬間，你拿起了相機，轉到稍遠的地方，找到自己的角度，拍了起來。我拿起紙筆，又成為了報導記者。
那便是1980年代的我們，是記者，也是社會運動者；因為報導了社會的痛苦，看不下去，便跳下去自己幹了起來。那時的《人間》雜誌，不也是這樣嗎？陳映真參與了多少社會運動的現場（他也是恆春第一場反核的講者），數都數不清了。
1980年代的台灣，好像轉型走到了拐彎的關鍵期，在解嚴與戒嚴的夾縫中，我們觸碰到陣痛的脈動。到處都是社會矛盾的「番仔火」，我們是報導者，也是到處點火的人。然而，那也是報導文學最好的年代，因為有太多的故事，有待述說；有太長太深的幽暗，等待被看見。
作為報導者的我，有時難免因為太投入而難以自拔。也幸好有攝影的你，不斷提醒。攝影的鏡頭畢竟是要注意光的明暗、鏡框下的構圖，去呈現表相與內在的真實。這些都是需要冷靜的眼睛，熟練的手藝。所以你總是會適時把我拉回現實，去找到那個應有的角度。
報導者，終究要在內心的激情與報導的冷靜之間，尋找平衡，然後才可以開始述說。
現在想來，還是要謝謝你和兄弟的保護。不然我這麼激情亡命的個性，不知道死在誰的槍下。所以現在能安心做一個阿公，跟孫子說故事，也真是老天保佑了。
阿渡
良民轉匪類的歷程
●關曉榮
阿渡：
提起，《人間》雜誌、反杜邦、恆春反核電、林園工業區反公害、蘭嶼反核廢運動等等，說是當年報導文學報導攝影最好的年代。相對於台灣社會在軍事戒嚴體制下唯經濟發展政策所積累的社會矛盾，已經達到星火燎原的臨界點而言，可以說是台灣社會的黑暗年代。不論好壞，當年的激情熱血刻寫的篇章，如今都已成為可能復燃也可能沉寂的文獻。
《人間》雜誌創刊於1985年，我在1984年10月住進八尺門蹲點工作。1984年一年之間發生了三次震驚社會的重大結構災難：一、海山煤礦罹難礦工72人。二、煤山煤礦罹難礦工103人。三、海山一坑罹難礦工93人。報紙披露了一則消息，海山煤礦罹難72人中一半以上是阿美族人，礦工總數約800人，阿美族人超過一半。1984年12月「原住民族權利促進會」成立，會長胡德夫創作〈為什麼〉，為死難礦工發出吶喊。決定住進八尺門又拍又寫的從事報導工作，和三次重大礦災有關，但八尺門的阿美族居民卻是基隆近海漁業的漁工。大約1983年第一次接觸八尺門社群，整個社區破落窮困的景象，被四小龍經濟起飛的繁華富麗隔離遮蔽，的確讓人怵目驚心，與三次重大礦災的黑暗重疊，致使胡德夫的〈為什麼〉標誌著椎心的控訴和吶喊，召喚著報導者不能別過頭去。
1984年之前的《時報雜誌》，猶記得後來促成文化資產保護立法的「林安泰古蹟維護」，「明華園歌仔戲團」在全省地方戲劇比賽中脫穎而出。相對應的是報社裡掛著閒人免進的「匪情資料室」。若把1984年重大的煤礦災害視為社會矛盾暗夜裡的第一聲驚雷，我想起你發表在《大地生活》有關礦工的報告。記不得是你我相熟，在我去八尺門工作之前還是之後，卻記得佩服你隻身入坑的膽氣。提起當年在雜誌裡並肩或隻身衝撞，報導寫作和社會運動參與的「匪類」行動。我想「匪類」雖然跟個人成長歷程和性格有關，但也不是天上掉下來的神諭，總有一個思想轉變知與行的辯證過程。這番對話也很想聊聊，你下坑前後到良民轉匪類的經歷。
記得在你女兒小茵出閣的婚宴，與好多位以前中時的老同事同桌，酒酣耳熱之餘，忘了是哪一位說：「老關變柔和了，少了以前的匪氣。」就讓我先說由良民轉為匪的歷程吧！辭去恆春國中教職北上謀生，邊開計程車邊學拍照。因緣際會經過黃春明和蘇俊郎引薦，成了《天下雜誌》創刊的首任專職攝影。有一回隨同總編輯採訪留美歸來的資本家二代，進了門兩句招呼過後，全程以英語訪談，而要我仿照美國財富雜誌的資本家造型美學拍照，我對這番刻意炫耀造作心生反感。
另一回訪問對象是中央銀行總裁，在富麗堂皇的大辦公室裡擺拍總裁。我從觀景窗裡看的是一回事，心裡卻想著若把總裁的巨大辦公桌和高靠背座椅拿走，面對鏡頭的總裁手和腳要如何擺放才有總裁的架式。後來轉到《時報雜誌》，由於引介人傳言我能拍能寫，雜誌也放任我又拍又寫。
有一回與兩位同事前往屏東縣霧台鄉魯凱族居住地採訪。抵達霧台後，住進因家中青年離家下山工作或就學而出空的房間，一個人每日收200元租金。第二天部落舉辦豐年祭，同時在國小操場舉行運動會。不知何時魯凱族參加慶典的族人之間，出現了人人掛著、端著像是攝影器材博覽會展示相機鏡頭的一支隊伍。隊伍散開之後，人人為各自拍照的要求，指定魯凱族人擺拍，沾沾自喜目中無人惡行惡狀。出於對這番景象的反感和煩惱，決定離開上霧台到下霧台散散心。
下行途中，遇到好幾位魯凱族青年正往上走，也許是豐年祭的歡喜，青年們停下腳步友善的攀談。得知我和同事在上霧台租室過夜，不由分說熱情洋溢的扳著我們肩臂，隨同我們轉身回頭拿行李。在迎拒兩難的拉扯下，青年們拽著提著我們的行李走回下霧台的家裡，丟下我們和在家的父母，逕往上霧台參加豐年祭。由於語言不通，致使老人家和我們這些闖入者之間難以名狀的尷尬唐突，惶恐不安難以自處。
時間彷彿停止流動，直到幾個小時過去，天快黑的時分，青年搬回來好幾箱酒水，拉出桌椅，在月色皎潔的庭院擺好豐盛的菜肴。幾輪酒下肚，酒精拆除了陌生的圍牆，在青年們的吉他和歌聲中，攀肩搭背宛如好友舊識，直到不勝酒力才各自散去就寢。
第二天在宿醉中勉強起床頭痛欲裂，梳洗後獨自往村子裡走走，才剛出門迎面走來昨夜攀肩搭臂的青年，我連忙招呼，青年一臉木然好像並不相識，不語不睬。錯身之際我再仔細辨認，明明就是昨夜鄰座攀肩搭背一同暢飲的青年。青年走遠消失了背影，我也告別霧台回到台北。
霧台的月夜，我們交談、歌唱、乾杯全是國語，而青年的父母都待在屋裡，沒有任何交往，參與和表達，語言的高牆將我們隔離。月夜與日出同一位青年判若兩人，酒後拆牆，酒醒牆又高高聳起。這牆所隔離的不僅僅是青年的父母，更隔離了魯凱族青年與父母養育的族人生命史，和豐年祭的熱鬧之外的現實生活。這樣的牆在軍事戒嚴體制下，存在於傳統社會的各個領域。牆外是官方勢力的築牆者，牆裡是被隔離壓制的人民。如你所說的報導者、點火者、參與行動者，在官方視線下就成了「匪類」。
老關
海南島喝魚湯活下來的人
●楊渡
老關：
看到你早年在霧台的採訪經驗，彷彿見到你後來走上長期採訪的起點。記憶回到最初，我想起初見時，你剛拍完八尺門，那時彷彿有一種沉鬱，不知如何解說來自都市原住民族的沉默、壓抑和孤寂。報導者不知如何幫受訪者的困境找到出路，彷彿是永恆的課題。
現在才想到，我從未問過你為什麼用離職蹲點一年，這種決絕投入的方式，去做報導文學？
至於我之為「匪類」，其實是緣於少年時期的家道中落，母親一度入獄而可能輟學，於是在心中建起了貧民學校、貧民醫院等烏托邦社會主義的夢想，而終致於走上革命的追尋之路。採訪更像是我在做社會調查，想探查這個社會，到底有沒有革命條件。在採訪中去參與抗爭，點一把反抗之火，或為反抗之火添材加薪，或許是一種必然吧。
記得1986年我們一起在高雄採訪，晚餐點了鳳梨燒溪哥魚下酒，味甚美，又點了一盤。於是你才說出，你是1949年出生於海南島，戰亂中的母親沒有乳汁，只好跟漁民買魚，硬生生熬成了濃湯餵養你，才活了下來，所以是天生要來吃魚的。
至於我，那是父親落魄的青年時期，因為家人不讓他去做生意，他很生氣，於是天天去溪裡釣溪哥魚。自己一個人，用那種甩竿，站在溪水裡釣。傍晚帶魚回來給媽媽煮湯或紅燒，特別鮮美。沉默而憤懣的父親，和溫柔安慰他的母親，和黃昏的鮮魚湯。
「打從家鄉的河流汙染後，好久沒吃到了。」我說。
是因為童年的味道，還是那一天採訪拆船廠工人，看到傷殘者、早逝者、孤兒寡母的人間無奈，而寫作者，只能有一枝筆的無力感，所以那一晚喝得特別醉呢？
我忽然想到，那個海南島喝魚湯活下來的人，怎麼就到了八尺門海邊，去採訪討海的原住民？或者到蘭嶼，也是海島，也是討海的原住民，這是什麼宿命的吸引？還是海與魚的召喚？
在大時代的命運裡，1949年的大遷徙，將你帶到台灣，甚至帶到更偏遠的蘭嶼，寫作他們的故事，那又意味著什麼？那種決絕而孤獨的生活在海隅一角採訪的你，是不是1949百萬遷徙者後代的命運的一種隱喻呢？
想起1986年站在高雄街頭的景象。在早晨濛濛的天光中，通往加工出口區的寬大馬路上，載滿員工的交通車，成排的摩托車，年輕男工女工的凝神的眼睛，停在紅綠燈前，等綠燈一亮，嘩一聲，引擎全開，摩托車潮水一般，衝湧而出。
河流一般的青春啊，那麼鮮活無懼的血肉，成就了今天的台灣！我們也是那衝出去的一代人。（上）
關曉榮
1949年生於海南島三亞機場，曾任教於恆春國中、台南藝術大學音像紀錄研究所、《人間》雜誌編輯顧問，參與19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著有《八尺門－2％的希望與奮鬥》，製作《我們為什麼不歌唱》、《國境邊陲－蘭嶼．人之島》等紀錄片。
楊渡
詩人、作家。1958年，生於台中農村，媒體工作二十餘年，採訪並參與1980年代台灣社會運動，採訪1989年天安門事件，後轉任文化總會，現為自由作家，著有詩集、散文、歷史、長篇記實文學《水田裡的媽媽》《未燒書》及《有溫度的台灣史》等十餘本著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