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2020年3月25日星期三

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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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0/03/26 第1124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書鮮讀	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柬埔寨的政治經濟變遷/下一個「亞洲之虎」究竟會如何發展呢？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
	閱讀筆記	丁名慶/無盡的玩賞

人權的條件/定義「危害人類罪」與「種族滅絕罪」的關鍵人物

文、圖節錄自貓頭鷹出版社

圖/貓頭鷹出版社提供

人權不是生而有之二戰前，國家可以對國民做任何事情，包括歧視、折磨或殺害……

內容簡介：我們都知道納粹的紐倫堡大審，卻不知道這場審判啟動了人權觀念的改變，更是現代國際司法系統的起始……人民犯罪，國家有權執法，如果犯罪的是國家，該由誰來懲罰？在國際法庭指控利比亞強人格達費的「危害人類罪」，控訴諾貝爾和平獎得主翁山蘇姬犯下的「種族滅絕罪」，兩種罪名的誕生其實都不到100年

作者介紹：沙茲Philippe Sands ，人權律師，倫敦學院大學法律教授，Matrix Chambers事務所執業大律師。近年來他承辦過很多重要的人權案件，包括智利統治者殺害人民、剛果人道危機、南斯拉夫和盧安達大屠殺等等。著作包括《無法無天的世界》和《刑求團隊》。經常為《金融時報》、《衛報》、《紐約書評》和《浮華世界》撰稿，是電台和電視台的常客。

搶先試閱：〈種族滅絕如何成為國際法上的一種罪行〉

為了替一個國際的權利法案鋪平道路，聯合國大會確認《紐倫堡憲章》所承認的國際法原則（包括危害人類罪）是國際法的一部分。透過第九十五號決議，聯合國大會附和了勞特派特的觀念，決定要為個人在新的國際秩序中找到位置。

然後大會通過第九十六號決議案。這決議案比紐倫堡法官們所做決定更進一步：因為留意到種族滅絕否定「一整群人的生存權利」，大會決定推翻既有規定，認定「種族滅絕在國際法上為一種罪行」。

萊姆金撰寫了一個種族滅絕公約草案，設法說服各國政府支持他的方法。他艱辛工作了兩年，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九日，聯合國大會採納了《防止及懲治種族滅絕罪公約》，成為現代的第一份人權條約。條約在兩年後生效，讓萊姆金可以把自己人生最後十年投入於鼓勵各國加入公約。到他一九五九年心臟病發逝世於紐約的時候，法國和蘇聯已經簽字。英國在一九七○年加入。一九八八年雷根總統到西德比特堡墓園為親衛隊軍官掃墓，在這大有爭議性之舉後，美國也加入。

勞特派特在判決隔天回到劍橋，重新投入教學工作，抽時間陪伴家人和茵卡。「世界人權宣言」是受其著作《國際人權法案》的啟迪：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日，即《種族滅絕公約》通過後隔天，「世界人權宣言」也在獲得聯合國大會通過。勞特派特因這宣言沒有法律強制性而失望，只能期待日後有進一步發展。

勞特派特和萊姆金是倫貝格和洛夫的兩個年輕人。他們的思想引起全球回響，他們的遺緒影響深遠。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概念是平行發展出來的，一者著重群體，一者著重個人。

要過了五十個寒暑，國際刑事法庭的觀念才得以落實，這是因為先前各國各有考慮，無法對懲治國際罪行達成共識。改變最終在一九九八年七月發生，其催化劑是發生在前南斯拉夫和盧安達的暴行。那一年的夏天，超過一百五十個國家在羅馬舉行會議，通過一份國際刑事法庭的規約5。我在談判過程中扮演一個邊緣角色，和同事一起在起草規約時給序言部分出意見。我們隱身於暗處，幫序言加入了一句話：「各國有義務對犯有國際罪行的人行使刑事管轄權。」看起來沒有傷害性，這句話通過了協商過程，讓國家在國際法中的義務第一次被寫成白紙黑字。道納迪奧和法郎克一九三五年在柏林辯論過國際法庭的觀念，在過了三代人以後，終於創建了一個有權審判種族滅絕和危害人類罪的國際法庭。

國際刑事法庭協議達成後兩個月，阿卡耶蘇在一九九八年九月成為第一個因種族滅絕罪被國際法庭定罪的人。這是國際刑事法庭對盧安達屠殺進行審判後做出的判決。

幾星期後的一九九八年十一月，倫敦上議院裁定前智利總統皮諾契特受到英國法庭的司法管轄，因為他被指控的刑求罪是一種危害人類罪。這是歷來第一次有國家的法院被授權審理這一類案子。

二○○七年九月，海牙的國際法庭判決塞爾維亞因為未能阻止發生在斯雷布雷尼察的種族滅絕，有失它對波士尼亞和赫塞哥維納的責任。這是第一次有國家被國際法庭宣布觸犯《種族滅絕公約》。

二○一○年七月，蘇丹總統奧馬爾．巴席爾成為第一個以種族滅絕罪被國際刑事法庭起訴的在位國家元首。

兩年後的二○一二年五月，查爾斯．泰勒成為第一個危害人類罪罪名成立的國家元首，被判五十年監禁。

相關的罪行和案子持續出現。種族滅絕罪和危害人類罪的指控遍見於全球各地，哪怕當初勞特派特和萊姆金的觀念是沿著不同的道路發展出來。

在紐倫堡大審之後多年，「種族滅絕」一詞在政治圈和公共討論愈來愈流行，漸漸被認為是「罪中之罪」，讓對群體的保護凌駕於對個人的保護之上。這也許是萊姆金所創的這個詞本身的力量所致。但正如勞特派特所擔心的，這種情形導致了兩種受害者之間的競爭，讓危害人類罪變得較不那麼邪惡。這不是勞特派特和萊姆金各自努力中唯一始料未及的後果。要證明種族滅絕罪有其困難，而我從自己承辦的案子也發現，證明有摧毀一個群體全體或部分的意圖之需要（這是《種族滅絕公約》要求的）可以帶來讓人不愉快的心理後果。它會加強受害群體成員之間的集體感，也會加強他們對加害群體的負面態度。「種族滅絕」一詞因為聚焦在群體，常常會放大「他群」和「我群」的意識，有可能會無意中導致它想要避免的情景，讓和解較不可能出現。我擔心種族滅絕罪已經扭曲了對戰爭罪和危害人類罪的起訴，因為眾人偏好被定位為種族滅絕受害者的心理，會對檢察官構成壓力，讓他們傾向於以種族滅絕罪起訴被告。對某些人來說，被定位為種族滅絕受害者變成了「民族認同中的根本」，無助於解決歷史爭論或讓集體屠殺較少發生。這就不奇怪有一份大報的社論在土耳其屠殺亞美尼亞人的一百週年紀念日當天主張，「種族滅絕」這個詞也許沒有幫助，因為「它只會攪動民族的怒氣，不會促使國家毅然檢視它所需要檢視的歷史紀錄」。

雖然有這些考量，但我還是相信群體意識是一個事實。早在一八九三年，社會學家貢普洛維奇就在《在種族鬥爭》一書中指出：「個人是以群體一員的身分進入世界。」這種觀點一直有人主張。生物學家愛德華．威爾遜在一個世紀之後寫道：「我們的血緣本性是根深柢固，因為群體對抗是讓我們成為我們的主要驅力。」在在看來，人性的一項基本要素「乃是人會不能自已地感覺自己歸屬於群體，並認為自己所屬的群體優越於其他競爭的群體」。

這對我們的國際法系統構成一個嚴重的挑戰。一方面，人會被殺，是因為他們湊巧是某個群體的成員；另一方面，國際法因為會加強群體意識，可能擴大群體衝突的可能性。柯爾大概是對的，他在寫給朋友萊姆金那封措詞強烈的私人信件中說過：種族滅絕罪最終會導致它想要解決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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柬埔寨的政治經濟變遷/下一個「亞洲之虎」究竟會如何發展呢？

文、圖節錄自聯經出版

圖/聯經出版提供

　　柬埔寨曾經有過輝煌的歷史，享有「富貴真臘」美名的吳哥王朝，為後世留下舉世聞名的吳哥窟。法國博物學家兼探險家穆奧（Henri Mouhot, 1826-1861）曾讚嘆：「此地廟宇之宏偉，遠勝古希臘、羅馬遺留給我們的一切。」

內容簡介：動盪的外部環境深刻地左右著柬埔寨內部政治與經濟的發展方向。在波布統治時期，柬埔寨更成為英國編劇羅賓森（Bruce Robinson）筆下的「殺戮戰場」。隨著冷戰終結，柬埔寨在國際社會的協助下，終於邁向重建之路。外資的大量投入帶動柬埔寨的快速發展，讓柬埔寨被世界銀行喻為下一個「亞洲之虎」。　同時期，柬埔寨在洪森的強勢領導下，雖然定期舉行競爭性的選舉，實質的政治發展卻是走向獨裁統治。2017年底，洪森下令解散最大的反對黨：柬埔寨救國黨，此後已無任何政治勢力能夠挑戰洪森的政治霸權。未來，穆奧曾經讚嘆的這個強大民族，境遇究竟會如何發展呢？

作者介紹：蕭文軒 ，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博士，現為中山大學、文藻外語大學博士後研究員。著作專書有《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邊緣化或是整合：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期刊論文部分有〈權力與抵抗：泰國「國家—高山民族」關係的探析〉、〈泰、柬柏威夏寺爭端之探析：領土國族主義的政治〉等，載於《問題與研究》；〈「異己」或「同胞」：泰國政府對越南移民的認知及政策之探析〉載於《亞太研究論壇》；〈大湄公河流域爭霸戰：大湄公河經濟合作的推展及其戰略意涵〉、〈當代寮國族群關係發展之探析〉、〈泰國的國家整合與伊森地域認同的探析〉等，載於《台灣東南亞學刊》。

顧長永 ，美國俄亥俄州州立大學政治學博士，曾任文藻外語大學國際副校長、國際事務系教授、國立中山大學中國與亞太區域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所教授兼所長、國立中山大學東南亞研究中心主任、國立中山大學中山學術研究中心副研究員，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碩士學位學程教授。主要研究興趣包括東南亞的政治變遷、台灣與東南亞的政治民主化比較研究、海峽兩岸與東南亞關係的比較研究等。已出版十本中文專書《新加坡：蛻變的四十年》、《越南：巨變的二十年》、《菲律賓：動盪的二十年》、《馬來西亞：獨立五十年》、《泰國：拉瑪九世皇六十年》、《東南亞各國政府與政治：持續與變遷》、《緬甸：軍事獨裁五十年》、《亞太經貿市場：區域整合架構下的機遇與挑戰》、《邊緣化或整合：泰國的少數族群政治》、《印尼政體轉變：由威權到民主》，另主編三本英文專書，曾發表十餘篇中英文專章論文以及四十餘篇中英文學術期刊論文。

林文斌 ，曾任嘉南藥理大學社會工作系副教授、嘉南藥理大學文化事業發展系副教授，現任文藻外語大學東南亞學系、碩士學位學程副教授兼主任。研究興趣包括比較政治經濟學、國際政治經濟、東南亞政治經濟發展、能源產業政策，以及科技產業與創新政策。專書及論文有《東南亞金融政治：日韓台金融體制的形成、發展與變遷》、〈柬埔寨科研體系與政策〉、《協及南亞國家科研體系與政策》、〈爭辯國家安全：日本核能發展與政策爭論的分析〉、〈超越相互依賴和對抗：韓國政府財閥政策變遷的研究〉，另主編三本中文專書，以及發表二十餘篇中英文專章論文與學術期刊論文。

搶先試閱：〈「佛教社會主義」的政治實踐〉

假如說有一種宗教能激勵一個國家走向現代化的話，這種宗教大概就是佛教了。─柬埔寨國家元首施亞努

施亞努親王無疑是柬埔寨近代史上最重要、最受爭議的政治人物。他的個性反覆不定，意識形態不左不右、忽左忽右、既左既右，使得柬埔寨原本較單純的政治問題，變成一個非常複雜及難解的政治習題。他出身柬埔寨的諾羅敦（Norodom）王室家族，在莫尼旺國王（King Sisowath Monivong, 1875-1941）於1941年過世以後，法國為平息民族主義者的不滿，以及化解諾羅敦與西索瓦（Sisowath）兩大王族的「分支之爭」，決定讓施亞努繼承王位。儘管施亞努只是傀儡政府，但仍是柬埔寨人民心目中的世襲領袖。施亞努國王日後曾經感嘆：「1884年至1945年間，我們的國王們僅僅只是柬埔寨人所稱的『鸚鵡』而已，被訓練用來只會說『是、是』。」因此，施亞努國王致力於從法國手中爭取柬埔寨的主權獨立。

1945年8月，日本戰敗投降以後，法國與泰國隨後在11月17日簽訂的《華盛頓條約》（the Treaty of Washington），廢止1941年5月簽訂的《東京協議》（the Tokyo Convention of 9 May 1941），泰國必須歸還自法屬印度支那取得的領土。馬德望（Battambang）、暹粒（Siem Reap）、詩梳風（Sisophon）等西部三省，那些從1794年起就被暹羅人所占領的領土，二度回歸柬埔寨的懷抱，最終恢復柬埔寨的領土完整。不過，法國並未就此保住柬埔寨。儘管法國人控制著柬埔寨的行政大權、各行政部門與教育體系，甚至操縱王位繼承權，試圖透過持親法立場的柬埔寨國王來強化殖民統治。但是，隨著柬埔寨境內各種民族主義運動的興起，法國對柬埔寨的殖民統治也遭遇諸多挑戰。

同盟國在日本投降後按照波茨坦會議（Potsdam Conference）的決議，率軍進入中南半島。1945年10月，英國格萊西上將（Major General Douglas Gracey）偕同法軍與印度軍隊進入金邊，推翻山玉成（Son Ngoc Thanh, 1908-1977）領導的新興獨立政府，改由莫尼勒親王（Prince Sisowath Monireth, 1909-1975）擔任首相。翌年1月7日，法、柬簽署一項《臨時協定》（Franco-Khmer modus vivendi），規定柬埔寨是法蘭西聯盟（French Union）中的自由邦（autonomous state），柬埔寨有權管理自己的事務，不過，臨時協定對柬埔寨的內部及外部主權存在諸多限制，規定重要的決定必須詢求法國高級專員的同意。名義上，柬埔寨是自由邦，但法國仍掌握絕大部分的權力；有別於過去的「直接管理」，法國此次則是透過柬埔寨人進行「間接統治」。

隨著法國與胡志明（Hồ Chí Minh）領導的越南獨立同盟會（Việt Nam Ðộc Lập Ðồng Minh Hội, Việt Minh，簡稱「越盟」）的軍事衝突日漸升高，戰場上的失利使法國無力再與印支各國周旋，被迫開始作出讓步。1949年11月8日，法國總統歐里爾（Vincent Auriol, 1884-1966）與柬埔寨國王施亞努簽署《法柬條約》（Franco-Khmer Treaty of November 8, 1949），承認柬埔寨作為印支三個「聯繫國」（Associated States）之一，在外交、司法與經濟享有部分權力，以及包括馬德望與暹粒兩省等軍事區的自主權。不過，施亞努認為法國所承認的獨立並不完全，在對內與對外的主權上有諸多限制。他曾在接受美國《紐約時報》記者詹姆士（Michael James）訪問時指出：「柬埔寨的司法審判不能向法國申請，而且，我們的警察無法接觸到他們。在經濟問題方面，法國對我們綁手綁腳，我們不能自由地進口與出口，而且，我們沒有徵稅的自由。」故而，施亞努國王決定在1952年至1953年間展開「獨立十字軍遠征」（Royal Crusade for Independence），為柬埔寨尋求真正的獨立。

〈波布政權恐怖統治的黑暗時代〉

回顧柬埔寨的過去歷史，在赤柬統治以前，幾乎柬埔寨土地上所發生的一切災難，都是外部勢力所強加在柬埔寨人民的身上。令人訝異的是，為柬埔寨帶來史上最大傷害的卻是柬埔寨人自己。柬埔寨從法國殖民主義者手中獲得獨立以後，經過施亞努統治期間的建設與發展，成為著名的「和平綠洲」（Oasis of Peace）。然而，1969年起，柬埔寨被捲入越南戰爭。在施亞努下台的前夕，柬埔寨的經濟已經處於困境，但是，龍諾與柬共之間歷時五年又一個月時間的內戰，甚至導致數以萬計的柬埔寨人民在這場戰爭中喪生。

連年戰爭的結果進一步將柬埔寨帶向其他的困境，包括：鄉村地區的人口大量地往城市移動；毀壞水源控制設施、黃牛與農田上的其他生產要素等遭到破壞，從而造成龍諾政府控制區域的農業生產戲劇性地衰退，進而導致基本商品與出口收入的短缺。雖然龍諾試圖透過自由化經濟的推動將國家從經濟災難中拯救出來，像是銀行與工業的去國有化，鼓勵外國私人投資，擴大允許私人參與經濟，這些新經濟政策明顯是要翻轉施亞努時代所採行的國家社會主義式的經濟政策。隨著戰爭的演進，龍諾政府進一步將主要經濟措施的目標朝向糧食供給的改善，但效果不彰。

以受戰爭影響最劇烈的稻米和玉米的生產為例，柬埔寨的稻米產量在1968年時有325.1萬公噸，耕作面積達到232.4萬公頃，時至1974年時稻米產量下滑至63.5萬公噸，耕種面積僅有55.5萬公頃，衰退程度分別達到72.7%與82.9%；反觀稻米的進口量從1972年的11.7萬公噸增加到1974年的30.2公噸。同時期，玉米的產量從15.4萬公噸下滑至7萬公噸，耕種面積亦從232.4萬公頃銳減至55.5萬公頃。此外，製造業部門的生產指數也顯露出戰時經濟的破壞，若以1969年為100，往後五年（1970-1974）的生產指數分別是108、90、84、55、42，大幅滑落的主因是原物料與備用零件的取得相當困難，導致產能利用率（Capacity Utilization）遠低於50%。

事實上，北越與越共軍隊從侵略的第一天開始，就意圖破壞柬埔寨經濟的基礎設施，開始透過破壞道路、橋梁、鐵路與其他運輸工具，以及加工設備來癱瘓橡膠種植及其加工等主要產業。明顯地，柬埔寨的經濟已經瀕臨崩潰的邊緣，以及惡性通貨膨脹逐年升高的困境。無政府狀態的經濟更加劇金邊與其他城市的糧食短缺。直至1975年4月17日，柬共的北區與東區的革命軍攻陷首都金邊以後，進一步標誌著柬埔寨兩千年歷史的終結，然後進入一個嶄新的階段：「紀元零年」（Year Zero）。柬共承諾將會讓柬埔寨重返吳哥時期的歷史光榮，將柬埔寨恢復到一個傳統農業與無階級的社會，提升人民的生活水平。就像波布所宣稱：「4月17日標誌著百分之百完全的民族民主革命。它也標誌著百分之百完全的社會主義革命。此後，柬埔寨不再有階級剝削或私人財產。」

一時之間，柬埔寨人民期望已久的和平似乎來臨。金邊城裡的市民們紛紛走上街頭，邊歡呼且邊揮舞著白布，歡迎這支身著黑色和綠色制服，英勇打敗龍諾政權的軍隊，內心期待艱困的戰亂生活將隨著戰爭的結束而告終結。大多數人相信他們會和平地生活在新的統治者之下，每個人將一起工作，改善這個國家。然而，柬埔寨人民期待已久的新政權，帶來的不是建設，而是有史以來最大的災難。就像歷史學者錢德勒（David P. Chandler）所指明：「沒有哪一屆柬埔寨政府曾試著迅速地改變這麼多事物；也不曾有人如此殘酷地帶領國家走向未來，或者如此離譜的偏袒窮人。」

柬共部隊進入金邊以後實施的第一項政策就是「撤離金邊」。在柬共的認知裡，金邊和所有柬埔寨城市的居民都是「革命的敵人」，必須將其分散到荒野中。柬共認為，「對抗帝國主義的勝利，不是關於邀請客人參加一場晚宴，不是關於書寫一種文本，不是關於繡繡花草⋯⋯不是關於恐懼敵人；革命是關於憤怒地對抗一個階級，關於重擊和毀滅那個階級。」為此，柬共新政權對人民採取歧視政策，將其簡單地區分成三個類別的階級結構。

一是對抗龍諾政權期間受柬共控制的鄉村居民，稱為「舊民」（paracheachun chas, Old People）、「基礎人民」（Base/Local People）或「完整權利者」（Full Rights）。他們被視為國家的主人，具有完整的公民權利，是民主柬埔寨社會的奠基者，大部分是社經地位低且來自貧窮的農民階層。二是「候選民」（Candidate），他們被認為會對新政權忠誠者，可經由為革命和軍隊服務來提升取得完整公民權利的資格，大多是中、上層的農民、富農，以及少量的資產階級。三是「新民」（New People）或稱「安置民」（Depositee），意指在親美的龍諾政權控制下的城市居民，或是內戰期間從鄉村流入城市的難民，直至4月17日革命武裝占領城市以前，這些人並未參與革命，被視為叛徒、敵人及革命的「新進者」，對新政權心懷敵意，所以必須撤離城市，又稱為「四一七民」（17 April People），是三種人口分類中地位最低的階層，大部分是資產階級或外國人。

波布政權對「四一七民」的歧視，清楚呈現在與其相關的口號中，例如：「有四一七民的地方，就沒有發展的可能」（Where there are"17 April people,"no development is possible）；「四一七民是寄生植物」（The"17 April people"are parasitic plants）；「四一七民是戰爭的潰敗者與戰犯」（The"17 April people"are the vanquished and prisoners of war）；「新民所帶來的只有裝滿排泄物的胃，以及裝滿尿液的膀胱」（The new people bring nothing but stomachs full of shit, and bladders bursting with urine）等。基於安全理由，新政權下令所有金邊市民，無論年紀、性別無一例外，必須全部離開城市前往農村，從而為兩百萬的金邊市民帶來苦難。這項淨空城市政策也在全國的城鎮、小市鎮同步實施（參考圖3-2）。

一般認為，柬共採取撤離城市政策的真正理由主要有二。首先，是糧食短缺問題。龍諾發動政變時，柬埔寨乃是世界最重要的稻米出口國家之一。然而，金邊在1974年時已經饑餓蔓延。由於美國對鄉村地區的大規模轟炸行動導致大量難民進入城市，儘管美國曾試圖利用空投食物來解決糧食問題，但仍然不足以應付此一困境。同樣地，新政權在不仰賴外援的情形下，亦難以憑藉自身能力來解決。因此，將大量城市居民撤往農村共同從事農業生產活動，有助於提升糧食的產量。波布曾向喬森潘解釋，淨空城市是集體化政策的一部分，可以讓柬共維持對稻米供給的控制。

其次，新政權對於反革命運動的威脅心懷恐懼。在內戰期間，金邊變成一個人口爆炸的城市，柬共認為這是反革命份子最理想的隱藏基地，在掃蕩敵人所有的特務組織以前，柬共的能力不足以防禦革命政權，為避免美國中央情報局（Central Intelligence Agency, CIA）組織反抗新政權的暴亂，必須徹底淨空金邊城。赤柬在1975年10月召開的黨書記會議曾總結：「人口的移轉政策是1975年4月17日以後最重要的政策。我們為了執行這項政策，肅清所有反對勢力，並且百分之百的控制國家。城市居民一旦撤退至鄉間地區，將由基本的社會階層與合作社所控制，同時，他們將全部變成農民。」

新加坡的非典型崛起/從萊佛士爵士到李光耀，駕馭海洋的小城大國

文、圖節錄自八旗

圖/八旗提供

小小彈丸之地，為何能躍居吞吐世界的大國？新加坡的崛起，在於掌握了21世紀的歷史潮流。新加坡的成功，來自於海洋與人才！

內容簡介：　李光耀──「民族的品質決定了國家的結果。你如何挑選人才、如何訓練他們、組織他們，以及最後如何管理他們，決定了差異。」然而，在客觀條件之上，更重要的是人的智慧與決心。從1819年英國東印度公司的史坦佛•萊佛士說服大英帝國從荷蘭人手中奪下它，發展為前進中國的貿易據點，一直到李光耀帶領它走出「被獨立」的陰霾，邁向獨立自主，接著「經濟發展之父」吳慶瑞規劃裕廊工業區，推動造船、煉油等工業，並積極在港口採用超級散裝輪與貨櫃碼頭，趕上20世紀最重大的海運革命。這一切靠的都是有遠見的政治家的苦心擘畫、堅強的意志，與劍及履及的行動力。透過廢水回收與海水淡化，新加坡甚至預計在2061年達到飲用水的自給自足！

作者介紹：約翰．培瑞（John Curtis Perry） ，培瑞的研究範圍涵蓋亞太與美國關係、美國對日本的占領、美國在太平洋的擴張等，著書與論文甚豐，以善於用清晰、簡潔、睿智的語言向一般讀者解說複雜的歷史脈絡而備受好評。1991年曾獲日本政府頒發明治時代設立的「瑞寶勳章」以感謝他對美日關係的貢獻。著有《鷹翅之下：美國對日本的占領》（Beneath the Eagle's Wings）、《感性的帝國主義者：美國在東亞》（Sentimental Imperialists）、《西進：美國與太平洋的開啟》（Facing Wes）等書。

搶先試閱：〈新加坡的週期性危機〉

在最早的年代，也就是七個世紀之前，新加坡面臨來自敵對鄰邦對其生存的威脅，也失去作為重要海港的地位。英國人一八一九年抵達當地時，首先得克服環境的不適，於險峻、蕪蔓的叢林邊緣開闢出臨時性的屯墾地。此地的熱帶環境讓許多屯墾者飽受其害，大量嬰兒因此死胎或夭折。

倫敦當局基於歐洲地緣政治的原因，原本威脅要懲罰先到的屯墾者，後來遲遲才核准此一快速發展的帝國新據點。一個世代之後，英國在鴉片戰爭（一八三九至四二年）擊敗中國，戰利品之一就是曾經荒蕪而後快速成為英國重要港口的香港島。在此之前新加坡被稱為「前進中國的門戶」（gateway to China），因而當它被香港取代後很可能也會失去和中國的貿易，而這正是新加坡建城的理由以及繁榮致富的首要因素。

十九、二十世紀之交，全球商品交易的波動起伏劇烈，尤其是橡膠這項主要轉口商品的需求彈性很大，顯示新加坡十分依賴非其所能控制的全球市場。第二次世界大戰的戰火陵夷，以及日軍的殘暴占領，又再次痛苦地證明新加坡一直無力抵抗外在世界力量的進犯。

一九六三至六五年，與馬來西亞經歷動盪、短暫的結合之後，新加坡突如其來地變成完全獨立的國家。許多人對這個新國家捏一把冷汗，認為可能凶多吉少。失業率飛漲、社會失序動盪、罷工打亂了生產、亂民於街頭流竄。許多人嚮往共產主義，而且新加坡面臨侵略性極強的惡鄰印尼。

有許多人民嗷嗷待哺，但新加坡資源匱乏，僧多粥少，這個脆弱的新政治實體面臨的挑戰是必須在種族、宗教和語言紛亂混雜的基礎上，建立穩定的經濟和國家意識。主導開國大業的李光耀總理甚至也說，建立海上城市國家的構想根本是一個笑話，國族認同持續困擾著新加坡。

但是李光耀本身擁有雄心壯志，對於新加坡的前途也信心滿滿，他巧妙地運用人民渴望自由的心理來激勵他們，同時利用英國殖民統治遺留的威權主義機制逐步建立政治控制。可是當經濟發展到能創造就業、緩和社會緊張之際，英國卻開始在一九七一年撤軍，對新加坡的國防和經濟帶來沉重打擊。英國的基地創造新加坡將近五分之一的國民生產毛額（GNP），也雇用了新加坡十分之一的就業人口。

今天新加坡是世界上最依賴貿易的國家，這也表示它面對超乎其控制的全球經濟力量時相當弱勢。居安思危的憂患意識在政府巧妙運作之下，持續驅動該國在人才教育、國防備戰、節約能源、強化經濟競爭力、提升全球地位等方面屢創佳績。

「雄心」和「焦慮」二詞是孜孜矻矻的新加坡人的最佳寫照。新加坡領導人不斷利用焦慮心理勸諭人民接受而非抗拒領導人所追求的改革以及政府採行的戰術。前任總理吳作棟表明，新加坡「在通往未來的路上沒有成功的保證，必須團結一心，相互合作、保持競爭力，在波濤洶湧的大海中奮力航行」。

＠新加坡如何辦到？

二ま一五年一項研究調查把新加坡列為「經濟實力」全世界第六強的城市，僅次於紐約、倫敦、東京、香港和巴黎。以整體經商方便性而言，世界銀行與《經濟學人》週刊皆把這個城市國家評選為全球第一名。新加坡的人均國民生產毛額在三十年內由五百美元增長至一萬五千美元。以二ま一四年的美元現值折算，這個數字等於五萬五千一百五十美元，與前母國英國相比高出將近三分之一。拜政府給予雇用低工資工人的企業稅負抵免之賜，失業人口低於百分之二。

新加坡人甚至可以誇耀具有全世界最高的平均智商。近年有一項研究指出智力和健康的關聯。不受傳染病困擾的國家，人民平均智商高於疫情嚴重的國家。而新加坡的相對疾病率低，且根據比較智商計分，在全球最高智商率排行榜上名列前茅。

在美國，某些小學教師發覺他們的學生達不到最佳國際標準，因此開始關注「新加坡數學」的教學方法：這套注重數字和計量概念的教學觀已幫助新加坡學生在該科目上高居或接近全球頂端。此外，在科學此一學科上，在全世界先進經濟體當中，只有芬蘭學生的分數高於新加坡學生。

無論是創造或維持傑出的經濟表現，教育都是公認的最終關鍵。新加坡非常注重基本閱讀和數學能力。求知欲通常來自家庭，而華裔新加坡人在這方面特別明顯。雖然英語仍然是最重要的，新加坡人通常都能說第二甚至第三種語言。在日益全球化的世界，這是美國人欠缺的優勢。

政府公職吸引第一流人才，其支付的薪水不遜於民間企業。豐厚的薪酬和嚴刑峻法使人不敢起貪瀆枉法之心。財閥及特殊利益在新加坡沒有什麼政治影響力。政府具備高超的理財技巧，以審慎和節儉聞名。它設立的「公積金」制度（Central Provident Fund）強迫工人及雇員儲蓄，藉此提供人民國民住宅和退休年金，也使政府有龐大財源投資基礎設施。

新加坡領導人接受全球科學界對氣候變遷的共識，沒有像美國人一樣心存質疑。新加坡學校的生物課裡也不會教授反對演化論的「智能設計論」（intelligent design）。新加坡人可以指出，雖然他們的政治可能很敏感、受到政府管制，但是和美國大不相同的是，在基因研究這類事物上，他們沒有意識型態的束縛。

除了照顧其遍布全球的經濟利益之外，新加坡採取不干預主義的外交政策。該國從來打算不把資源投注在戰爭之上。它維持一支訓練精實、裝備精良的小型軍隊，意在發揮嚇阻戰略，把大約四分之一的政府經費花費在國防事務上。為了克服其領空太小的限制，新加坡利用外國基地訓練部隊，它也因而可以自誇具有東南亞最現代化、最有戰鬥力的空軍。雖然女性免服兵役，新加坡實施強制服役制度。政府認為這個義務兵役不僅提供國防之需，也有助強化社群及國族意識。

新加坡已經為自身爭取到顯著的國際地位，無人能忽視其存在。早在一個多世代之前，《金融時報》就稱呼新加坡是「東方的蘇黎世」，影響力遠超過其狹小國土。許多人欽佩新加坡，也有些國家想要效法它，視其為榜樣。杜拜學習它的商業作法；喬治亞共和國總統米哈伊•薩卡希維利（Mikheil Saakashvili）曾經自誇他的國家是「具有新加坡元素的瑞士」。巴拿馬和新加坡相似，扼居航運戰略要衝，喜歡自命為未來「中美洲的新加坡」。在中國惡名昭彰的薄熙來還在擔任大連市長時也曾說，他以新加坡為師，種植樹木、重懲汙染，並且「獎勵市民檢舉粗暴的計程車司機」。

一位緊張兮兮的西班牙人視它為轉放存款的地方，甚或是舉家搬遷重啟新生活。盧安達總統保羅•卡加梅（Paul Kagame）宣稱他要把國家建設為「中非的新加坡」，不過盧安達和新加坡兩者有天壤之別的差異。盧安達是內陸國家，缺乏與其他國家的連結，人民的教育水平也低。至於中國，新加坡亮麗的基礎設施、財富和學科測驗的優異表現吸引不了它，但是新加坡的軟性威權主義政治卻是中國效法的對象。

即使在美國，也有位美國房地產開發商表示，希望紐約法拉盛（Flushing）的海岸「景色像新加坡」。

天時得宜顯然是是新加坡成績斐然的原因之一。當前的新加坡很幸運能在過去五十年崛起，這段期間世界財富大躍進、全球經濟大整合，舊海洋帝國紛紛瓦解，許多新近獲得自由的民族，特別是海洋世界的人民，釋放出「原始的求生本能」，科技又突飛猛進。

天時得宜之外，新加坡成功的另一個原因是地利亦得宜。一切都從地理開始。新加坡的總面積只有二百四十一平方英里，僅及美國羅德島州的一小塊地區。以交通而論，你可以在一小時之內從國家的這一頭開車抵達另一頭。現在該國人口已超過五百萬，對於一個城市而言人數不少，就國家而言卻又不足。

新加坡的領土面積狹小限制了其國內市場及人力資源的供應，這導致了新加坡的憂患意識。但是，小歸小，也有優勢。在邁向現代化的進程中，不會有龐大、落後的農村部門妨礙高度城市化的國家。

面積狹小也保障了迅速且密集的溝通渠道，使得新加坡可以透過安撫組織和促進共識強化社群意識，更方便、更有效地組織人民及其行動。鄧小平曾經對李光耀感嘆：「如果我只有上海需要擔心就好了……可是我有整個中國呀！」(摘自序言海洋的力量 )

丁名慶/無盡的玩賞

丁名慶聯合報

《我的玩具》書影。（圖/洪範提供）

推薦書：西西《我的玩具》（洪範出版）

還記得「西西」筆名源自一個童年遊戲「跳（造）房子」？（《像我這樣的一個女子》代序），也如她在《我的玩具》後記中自言，大半生多少專欄，都是「玩」出來的。耳目書、剪貼冊、傳聲筒、拼圖遊戲、畫/話本、試寫室、看房子、花木欄……這些欄/書名是不是都像正在遊玩、玩賞？她的玩，屬於那種淡然而有餘味的玩，連興高采烈都是安靜悠緩的。有些像雕塑，是時間與材質的親近試探，觸撫琢磨；有點像品茶，細嚼流緬於舌尖的文字，每一口同而不同，閒逸中倒有份執著，甚至儀式感，可清楚感受到以人間煙火氣烘焙的鮮活茶湯底蘊。

玩，是西西的文學，更是她的日常。但此說似不盡周全，不少時候她未必讓玩的動機、價值感凌駕於玩的狀態、過程，如人之呼吸，鳥之飛行。但她也確知自己在玩，像神思靈明地旁觀、玩味另一個「我」的當下身心閱歷；也宛如與過去的自己，或社會人成長過程溶入血脈中對於「玩」和某種自得其樂心情的輕忽、壓抑做出對話。她在書中或述邂逅玩具經歷，或云箇中樂趣竅門，或敘原本遊戲規則以及她再翻出的新變化，或指認知識典故，都是「玩」的變貌，既如帶路走訪舊識般平實習慣，又是「很當一回事」那樣認真、理所當然，玩得心無旁騖。

只是關鍵不在動口而是動手──西西並不打算像個專業藏家或學究那樣系統性地數說經濟價值、材質手藝、教育意義或歷史考據──實際玩，才是有感的玩；或僅是賞，亦要拿取將之放到最能激發想像力與興味的位置、角度與姿態。西西的玩具，多半並非刻意尋覓，亦不十分特殊與昂貴：回憶小物，商場量販品，手作，遊戲道具，旅行紀念品，趣味擺飾，傳統工藝品……不一而足；又有些原屬生活用具增加了玩賞性，或是將玩具結合實用性，這也擴大了玩具的定義。延伸地聯想，花花世界無一物不是人類的玩具，唯看存了什麼樣質地的玩心摭取對待。

西西畢竟謙遜。於是她在書中展現的，無非是五感開啟於玩具中，散步、旅行和過日子。玩具既微縮、記錄她的現實世界──尤其各種材質、造型的微縮空間模型或玩具，是書中最大宗，微縮了空間也微縮了文明和生活的時間──同時擴大與充實了她的世界、視界與識界。玩玩具果然很像閱讀與寫作吧，既是對世界的模擬、變形與重組，又是為了打破種種有形無形限制。進一步想像，本書也頗似收集了各種小說故事或線索拼圖的百寶箱，或許日後還可能生長出很多或熱鬧或寂寥的故事好說呢。 ▶▶ 閱讀更多西西《我的玩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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