辜鴻銘，名湯生，字鴻銘，生於南洋英屬馬來西亞檳榔嶼。學博中西，精通多種語言，獲好幾個博士學位，是清朝時代精通西洋科學、語言兼及東方華學的中國第一人。
他翻譯了中國「四書」中的三部—─《論語》《中庸》和《大學》；並著有《中國的牛津運動》（原名《清流傳》）和《中國人的精神》（原名《春秋大義》）等英文書，全力向西方人宣傳東方文化和精神，並產生重大影響，西人曾流傳一句話：到中國可以不看三大殿，不可不看辜鴻銘。
坊間多說辜鴻銘精通英、法、德、俄、義、拉丁、希臘、葡萄牙和馬來西亞等九種語言，獲十三個博士學位，但是辜鴻銘自己從未主動說明過。不過他學識的博大精深，是世人所公認的。
對這樣一位人物，自然值得詳細介紹。
1856年6月30日，辜鴻銘生於南洋馬來半島檳榔嶼一個英國人的橡膠園裡。他的先人來自廈門，父親辜紫雲是英國人經營之橡膠園的總管，說流利的閩南話，能講英語、馬來語。他的母親則是金髮碧眼的西洋人，講英語和葡萄牙語。這種家庭環境下的辜鴻銘，自幼就對語言有出奇的理解力和記憶力。沒有子女的橡膠園主布朗非常喜歡他，將他收為義子。自幼讓他閱讀莎士比亞、培根等人的作品。辜鴻銘天資聰慧，莎翁三十八個英文劇本，他能倒背如流。
1867年，布朗夫婦返回英國時，把十歲的辜鴻銘帶到了當時最強大的西方帝國。臨行前，他的父親在祖先牌位前焚香告誡他說：「不論你走到哪裡，不論你身邊是英國人，德國人還是法國人，都不要忘了，你是中國人。」
到了英國，布朗告訴他，「現在歐洲國家和美國都想侵略中國，所以那些國家的學者，都在努力鑽研中國；希望你日後也能為自己的國家學好中西文化」。
1870年，十四歲的辜鴻銘被送往德國學習科學。後回到英國，以優異的成績被名校愛丁堡大學錄取，並得到校長、著名歷史學家和哲學家卡萊爾的賞識。
1877年，辜鴻銘獲得文學碩士學位，再赴德國萊比錫大學等著名學府研究文學、哲學，獲文、哲、理、神等好多個博士學位，會講好幾種語言。後來，蔡元培去萊比錫大學求學時，辜鴻銘已是聲名顯赫的知名人物；而四十年後，當林語堂來到萊比錫大學，辜鴻銘的著作已是學校指定的必讀書了。十四年的留學生活，使富有天賦的少年辜鴻銘，成為精通西方文化的青年學者。
1880年，辜鴻銘返回故鄉檳城。次年，遇到馬建忠，他是清季著名學者和教育家馬相伯的弟弟，所著《文通》（通稱《馬氏文通》）十卷，是中國第一部語法著作。辜鴻銘與他傾談三日，思想發生重大改變，隨即辭去殖民政府職務，專心學習中國文化。
1883年，從在英文報紙《字林西報》上發表題為〈中國學〉的文章開始，就以宣揚中國文化並批判西學為己任。1921年，他在《紐約時報》上以〈未開化的美利堅〉為題，發表專文。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的幾年裡，他將《論語》《中庸》《大學》譯成英文，在海外刊載和印行。
1885年，辜鴻銘前往中國，被湖廣總督張之洞委任為外文祕書。張之洞實施新政、編練新軍，也很重視高等教育。辜在張之洞幕府中任職二十年，主要職責是「通譯」。他一邊幫助張之洞統籌洋務，一邊自己精研國學。
1893年十一月，辜鴻銘代張之洞擬稿，上奏光緒皇帝，籌建由國人自力設立、自主管理的高等學府「自強學堂」（武漢大學前身）。由蔡錫勇任總辦（校長），辜鴻銘任外語教習，授課甚受學生歡迎，成為自強學堂的一代名師。
從1901至1905年，辜鴻銘分五次發表了一百七十二則《中國札記》，反覆強調東方文明的價值。1908年任外交部侍郎。1909年，英文著本《中國的牛津運動》出版，在歐洲尤其是德國產生巨大的影響，一些大學哲學系將其列為必讀參考書。
1910年，他辭去外交部職務，到上海任南洋公學監督。1911年，辛亥革命成功，他於1914年九月進入北京大學任教，主講英國文學和拉丁語。同年，《中國人的精神》出版。他以理想主義的熱情向世界展示中國文化才是拯救世界的靈丹，同時對西方文明的批判尖銳而深刻。這本書的德文版，在德國引起巨大轟動。
1920年八月辜鴻銘離開北大。據說他支持滿清復辟，招致北京當局不滿。1923年，經人推薦到一家日本人辦的英文報館當總編輯。1924年赴日本講學三年，其間曾赴台灣講學，由台灣鹿港辜家的創始人辜顯榮招待。1927年，從日本回到中國。
1928年四月底，奉系軍閥張宗昌內定辜鴻銘為山東大學校長，辜也有意前往，但染上感冒，請法國醫生來看，不見好轉，30日在北京逝世，享年七十二歲。
辜鴻銘的仕途生涯不值得細論，他一生事蹟的意義及其重要性，在於溝通中西文化。為了讓西方人瞭解中國的孔孟哲學，精神道義，他勤於寫作。辜氏一生著述頗豐，多用流利的英文寫成，目的即在使西方人因了解而尊重中國文化。
他寫了很多本英文書，最重要的一本是The Spirit of the Chinese People（《中國人的精神》，又名《春秋大義》），這是辜鴻銘向西方宣揚中國傳統文化的代表作。該書1915年在北京首次出版，並很快由德國學者施密茨（Oscar.A.H.Schmitz）譯成德文，一時轟動西方。書中力闡中華民族的精神和中國文明的價值，鼓吹中國文化能救西方。
此外，辜鴻銘還常在英文報刊上發表文章，批判西方之弊，闡揚「周孔之道」。文章發表後，西方人既驚訝又佩服，德國人和日本人尤其如此，所以辜鴻銘的文章和專書，德文和日文譯本特別多。
辜鴻銘翻譯儒家書籍一個重要特點，是引用歌德、卡萊爾、阿諾德、莎士比亞等西方著名作家和思想家的話來註釋某些經文，這在儒經翻譯史上還是第一次。辜鴻銘在《論語》譯序中解釋了其用意：「為了讓讀者徹底理解書中思想的含義，我們引用了歐洲一些非常著名作家的話，作為註釋。通過喚起業已熟悉的思路，這些註釋或許可以吸引瞭解這些作家的讀者。」有學者認為，近代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雖然是雙向的，但「西學東漸」的勢力始終要比「東學西漸」強大得多，且西方人在對東學進行選擇時，總是帶著殖民者高高在上的蔑視態度，因此與東方文化的隔膜甚深。在這種情況下，辜氏的儒經註釋法對於幫助西方讀者理解中國文化，有深遠意義。
除了引用歐洲名家作註之外，辜氏還在註釋中將書中出現的中國人物、中國朝代與西方歷史上具有相似特點的人物和時間段作橫向比較。如將顏回比作聖□約翰，子路比作聖□彼得，堯比作亞伯拉罕等。對於夏朝這樣一個時間概念，辜鴻銘作了這樣的比擬：夏朝之於孔子時代的人，就如希臘歷史之於現代歐洲人。這樣的比較未必恰當，但卻有助於那些對中國文化知之甚少的西方人，更好地把握儒家經典的內容。
他以為儒家學說的仁義之道，可以拯救弱肉強食競爭中出現的冷酷與毀滅；他相信，正被國人摒棄的傳統文化，恰是拯救世界的良方，而儒學即是這個文化精髓所在。
精通西學的辜鴻銘，在潛心精研國學後，就此產生了「儒學能救西方」這個持守終身的定見。故他不僅自己頂禮膜拜，更不遺餘力推向世界，肩起強化中國、教化歐美的責任。
因為有中國文化的自信，所以他對中國人的性格和中國文明也有自己的解釋：「中國人的性格和文明的三大特徵，是深沉、博大和純樸（deep，broad and simple）」，此外還有「靈敏（delicacy）」。辜鴻銘說，中國人給人留下的總體印象是「溫良」（gentle，溫文爾雅）。
辜鴻銘滿腹經綸，當年他在東交民巷使館區的六國飯店用英語講演《中國人的精神》，不但要售票，而且票價要高於梅蘭芳。梅的戲票價格為一元二角，辜的講演票價是兩元，還座無虛席。足見他在外國人心目中的地位。
辜鴻銘和胡適同在北大任教，但卻是「冤家對頭」，辜蔑視西學，而胡卻推崇西學。他們在新文化運動中多次交鋒，也有雙方對孔教的爭論。據說辜鴻銘離開北大，與胡適不合也不無關係。
辜鴻銘留給國人印象最深的，大概要算那條拖在腦後的長辮子。北大的學生嘲笑他，他反脣相稽：「我頭上的辮子是有形的，去掉很容易；你們心中的辮子是無形的，去掉就很難了。」學生舉座默然。
辜鴻銘還深入解釋他這條辮子，「我許多朋友嘲笑我對清室的愚忠……但我經由對清室的效忠，而效忠於中國之宗教，效忠於中華民族之文明事業」。
《清史稿》說辜鴻銘：論學以正誼明道為歸，嘗謂：「歐、美主強權，務其外者也；中國主禮教，修其內者也。」又說：「近人欲以歐、美政學變中國，是亂中國也。異日世界之爭必烈，微中國禮教不能弭此禍也。」
就是說，辜鴻銘反對中國去學歐美的政治，認為這是亂中國。將來世界紛爭一定更激烈，只有中國的禮教才可以消弭這種災禍。
現在世界亂得不得了，且等著驗證辜鴻銘是否為先知。
辜鴻銘是翻譯名家，對中國另外兩本有名的譯作，從倫理的立場有所評論：
嚴復譯出《天演論》，使國人只知道物競天擇，優勝劣敗，而不知道尚有公理存在，而今天兵連禍結，民不聊生。自林紓譯出《茶花女遺事》，國之青年只知道男歡女愛，沉浸其中，而不知尚有禮義存在。
辜鴻銘「樹大招風」，學界對他也有不同的評論。
同為大師級的林語堂這樣看他：
英文造詣超越出眾，二百年來，未見其右。造詞、用字，皆屬上乘。總而言之，有辜先生之超越思想，始有其異人之文采。
文學大家吳宓在《大公報》上說：
除政治上最主要之一二領袖人物應作別論外，今日吾國人中，其姓名為歐美人士所熟知，其著作為歐美人士所常讀者，蓋無有如辜鴻銘氏。自諸多西人觀之，辜氏實中國文化之代表，而中國在世界惟一有力之宣傳員也。
劍橋出身、英文名家、北大教授、駐外大使溫源寧另有看法：
一個鼓吹君主主義的造反派，一個誇耀自己的奴才標識（辮子）的獨裁者；就是這種自相矛盾，使辜鴻銘成了現代中國最有趣的人物之一。
辜鴻銘似乎「蓋棺」尚無「論定」。
除倒馬桶，都要學問
袁世凱出身行伍，喜歡強調自己沒學問但是善於實幹。他曾經向德國公使吹噓說：「張中堂（張之洞，是探花出身）是講學問的；我是不講學問的，我是講辦事的。」袁世凱的幕僚將這件事得意地告訴辜鴻銘。辜鴻銘不假思索地回答：「老媽子倒馬桶，用不著學問；除倒馬桶外，我不知天下有何事是無學問的人可以辦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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