許多人都在看川普與澤倫斯基吵架。現代網路，現場直播，完完整整，瞬間傳播到世界各地。有人瞠目結舌，有人搖頭嘆息，有人捶胸頓足。都在關心，表情卻各異。
也有人靜觀因果，不言不語。
我們好像關心世界，也許，我們只是關心自己。
關心自己心裡那個小小的自我。
小小的自我，瞠目結舌，或搖頭嘆息，或捶胸頓足，或不言不語，都對世界大事無一點影響。
統治者的粗鄙全世界都看到了。
我們幻想過世界會有品格高貴的統治者嗎？
我正在讀郭松棻的《落九花》。很懷念這位一面之緣的書寫者，他卻已逝世多年。
松棻逝世後，還見過幾次他的妻子李渝。她知道我喜愛松棻的書寫。但是我們見面，無一句談及松棻。
2009、2011，李渝陪伴聶華苓回亞洲，我們有許多時間在一起，在台北有一連串活動，也一起去了吉隆坡。
李渝大學時選修華苓的創作課程，啟發了她最初的寫作。她因此和聶老師很親，一路細心照顧。
那兩次，我都陪伴。旅途中，看得出李渝的落寞，然而她是好強的個性，不輕易表現哀傷。自己的愛失落了，哀傷也許轉換成對「聶老師」親如兒女般的呵護照料。
從台北，到吉隆坡，華文世界，總是熱熱鬧鬧。李渝是天性樂觀活潑的人，有說有笑。2014年五月，傳來她在紐約寓所上吊自盡的事。
一個朋友感嘆說：「還是過不了這一關。」
李渝與松棻感情至深，是師生，是夫妻，是保釣運動時的同志，也是孤獨落寞幻滅時，可以相對無言卻無以取代的陪伴吧……
我忽然想起松棻在紐約的書房，暈黃的燈光，很安靜的午後至黃昏，不知不覺，天色就暗了下來。
《落九花》裡〈月印〉一篇，是八○年代就讀過的，讀過很多次，這次重讀，又想起松棻的書房，以及異鄉繁華裡說不出的荒涼。
〈月印〉安靜說著台灣的故事，有一種情感，這麼深，卻總是無言。
〈月印〉，幾乎是一部台灣史吧。哀傷、委屈，如何書寫者可以如此平靜，沒有一點囂張聳動的煽情。
「十月，戰爭終於來了。
天上的飛機俯衝下來，一隻隻從屋頂上掠過去。
響了解除警報後以後，發現高射砲台被炸了。
不久，B-29出現在台北的上空。高高飛在雲端裡的機群震撼著屋裡的每一片玻璃窗。
聽說中學生都要入伍了。」
松棻生在1938年，戰爭結束，他五歲。
他的書寫像無聲的默片，美軍飛機轟炸的台北，也是無聲的。
編輯《台灣新文藝》的佐良先生，讀著台北一中學生鐵敏的獨幕劇〈奔雲〉。忽然從藤椅裡坐了起來：「認識認識這個〈奔雲〉的作者吧？」
然而下面是佐良先生從阿里山回來，接到台灣總督府的撤職令。
「先生被迫離開台灣，已是幾天之內的事。」
書寫者平靜說著戰爭期間賙濟台灣作曲家的北村孝志，北村孝志服務於台灣總督府的「南方作戰研究部」。
戰爭結束了嗎？
「離開台灣的前一天，這個人突然自殺在自己的寓所。」
「這位著名的《熱帶作戰方法論》的作者，整裝端坐客廳，手裡抱著一把中國胡琴。在客人（台灣作曲家）甫到的那一瞬間，盤腿端坐的身子，徐徐向前倒下。沒有開口說一句話，就倒死在蒲團上。」
「佐良先生離開台灣之前，鐵敏從先生家抱回來兩大捆書。」
佐良去了北海道鄉下，種田，實踐他的托爾斯泰主義。
鐵敏罹患肺結核，治療他的蔡醫生，看診完畢，在玄關穿鞋，就會興奮說起「托爾斯泰主義」……
「活到八十二歲的高齡，對生活還感到是一團謎，困惑不解，鬱鬱不樂，最後離家出走，客死嚴冬的小火車站……」
那個車站叫「阿斯塔波瓦車站」。
〈月印〉裡的佐良春彥、北村孝志、蔡醫生、鐵敏，心裡都有一個「阿斯塔波瓦車站」吧……
那兩捆書許多本在談「阿斯塔波瓦車站」，有一天，因為害怕吧，鐵敏天真的妻子文惠，把書送到新政權的派出所。
「阿斯塔波瓦車站」，那也是松棻所嚮往的「阿斯塔波瓦車站」嗎？
可以為之生、為之死的小小火車站，在嚴寒北國的荒原，許多白樺樹林。老人倒下去，死去，沒有人知道這是誰？活著時夢想過什麼？
釣魚台運動是上個世紀七○前後的事，很激昂，連松棻這樣安靜的人也攪進去。
時代潮流，漩渦澎湃，個人很少不被波及。
我在紐約見到松棻是1981年深秋。
愛荷華寫作計畫，安排一系列活動，在哥大的演講、討論會，見到許多保釣運動轟轟烈烈傳聞中的人物……
文革結束，一度信仰的激昂轉變成幻滅。
幻滅也可以很激昂，變成怨恨、詛咒。
在熱鬧的活動中，總是看不到郭松棻。
我忽然想起松棻父親郭雪湖畫的一張〈圓山附近〉，用膠彩礦石顏料，許多綠松石或孔雀藍，藍綠的層次閃耀著光，慢慢堆疊出台北基隆河畔的圓山。
我從小在圓山附近玩耍，沿著基隆河岸上溯，走到圓山鐵橋下玩耍，有時會聽到動物園獅子或老虎的吼叫。
啊，沒有想到，圓山這麼美。
「從小在圓山附近玩，不知道圓山這麼美。」
在松棻的書房，我們這樣開始聊天。
李渝不知道為什麼不見了，也許她習慣讓松棻獨處？
「我的小學是大龍國小，沒有游泳池。體育課教游泳，就列隊走到太平國小。好像也去過永樂國小。」
松棻笑起來，他是大稻埕長大的，我不確定他是讀太平國小，還是永樂國小？
大龍峒的小朋友都喜歡去大稻埕，看許多殷實的商家，許多店鋪招牌，商家有時會舉辦賑災，舉辦一些為貧困者募款的活動，那就是雪湖先生〈南街殷賑〉那張畫的背景吧……霞海城隍廟，迪化街高高的商戶門面，高高的商店招牌，可以細讀每一塊商家招牌漢字的書寫。
大龍峒的小孩，有四十四坎的商業街市，但是到了大稻埕，看到更大的繁華，還是無比欽慕。
大龍峒在河流下游，偏遠一點。基隆河自東而西，在這裡匯入淡水河。
從大龍峒往東北走，十分鐘就到圓山。有淡水支線火車經過，小朋友喜歡追逐火車，計算火車到來的時間，快步走鐵軌，鐵軌跨過基隆河，走過去就是劍潭。
「雪湖先生〈圓山附近〉畫裡，左側的鐵橋，是兒時記憶。」
松棻又笑起來：「大稻埕的孩子，不太來大龍峒吧……橋下有一所磚窯場，河岸邊好多螃蟹。」
我們在書房裡談著大稻埕、大龍峒，談著雪湖先生的畫。兩個離故鄉很遠的人談著故鄉。
「陳映真好嗎？」松棻忽然問我。
「好嗎？」我斟酌著，沒有回答。松棻知道，映真先生是我中學的老師，也是我尊敬的文學書寫者。但是，也許我很難替另外一個人回答「好」或「不好」。
人的生命，有可以截然一分為二的「好」或「不好」嗎？
松棻也覺得他問得唐突嗎？
他自己也斟酌著自己的「好」與「不好」嗎？
回頭看自己青年時的信仰，可能是同一個信仰，一個走向海外的保釣運動，另一個走向白色恐怖的牢獄。
保釣運動後，各人有各自不同的選擇；牢獄歸來，同案的羈押者，也各自有各自不同的選擇。
我們以為是終點的，往往是另一個起點。那是東方長久以來相信的因果嗎？
「因」是「種子」，「果」是「果實」。
種子裡已經潛藏著果實，果實不是終點，果實裡包含著下一個「因」，下一個種子。
因果牽連，其實很清楚，但是粗鄙急躁，就看不清因果。
阿斯塔波瓦車站，倒下一個老人，一個想放棄貴族爵位的老人，一個想放棄世襲土地和農奴的老人。
那個車站是他的終點。
然而，阿斯塔波瓦車站，是許許多多後來者的起點。是北村孝志的起點，是佐良春彥的起點，是蔡醫生、楊大姊、林鐵敏的起點。（也是他們的終點？）
松棻身上，有著和映真先生相似的品質。他們幾乎同年出生，一個在新竹，一個在大稻埕；一個父親是成就非凡的畫家，一個父親是小鎮牧師。
我數次見到映真先生的父親，親炙那種難以言喻的日治時代台灣菁英知識者的優雅。他們好學，求真理，努力從繪畫或福音書裡找到自己一生服膺的信仰，美，善良，寬厚待人。他們在殖民統治的卑屈裡，淬鍊了人性的高貴品質。
在映真先生的婚禮上，聽到年邁父親的致詞，那是非常美麗的日語委婉轉譯成「國語」的音韻。如同福音書的《雅歌》，如同佛經裡重複的「善男子」「善女人」，不疾不徐，那樣大度從容，使我瞬間懂了映真先生的文體，也懂了松棻的文體，都像詩一樣的優美。
一次和林文月老師見面，她告訴我整理父親和劉吶鷗先生信件時，「漢語、日語交錯，彷彿聽到一個時代的聲音……」
那是日語漢語在台灣知識菁英身上深深烙印的美學品質吧。
看來委婉溫柔，卻對抗著統治者最粗鄙的語言，對抗著統治者最殘暴無人性的壓迫與屠殺。
然而，此後，粗鄙者繼續粗鄙，忽然想起松棻的〈月印〉，想起北村孝志懷抱胡琴仆倒在寓所的死亡。
〈月印〉裡突兀的一個角色是派出所所長。所長不知道要在玄關脫鞋，「他把皮鞋穿上榻榻米上來」。
第一次看〈月印〉，覺得松棻詩意的文體忽然被打斷了。一種粗鄙漫畫式的噪音，讓北村孝志倒下時優雅的身影被擾亂了。
所長談著查禁的「紅書」，談著教堂閣樓私設的電台，他的語言和「皮鞋穿上榻榻米」一樣粗鄙。
所長是統治者支使的鷹犬，黨的鷹犬。
統治者的粗鄙，要有很多粗鄙的幫腔，才能為所欲為，所長的粗鄙只是眾多粗鄙擁護者小小一個個案吧……
希特勒如何一個人屠殺六百萬猶太人呢？
那些日日在希特勒周邊舉手致敬歡呼的人，是否也熱烈相信自己為信仰赴湯蹈火？
松棻一定親眼所見，文化大革命時期，一代最優秀的知識菁英，每一日要接受最粗鄙的紅衛兵的辱罵。
他們，戴著高高的紙帽子，上面大字書寫「牛、鬼、蛇、神」。
知識菁英一時在不同地區、以不同方式，在辱罵凌虐中死去，回望粗鄙的統治者，和統治者身邊粗鄙的幫手，在遙遠的夢想的阿斯塔波瓦車站，慘然一笑。
重讀〈月印〉，懷念松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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