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2021年5月26日星期三

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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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05/27 第1180期 | 訂閱/退訂 | 看歷史報份

新書鮮讀

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
失去總是一瞬之間，但人的墜落，有時緩慢得無從察覺……
放下追求快樂的執念，允許自己悲傷、難過，和周遭人互相分享、彼此關心

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

圖/馬可孛羅

書名：《恐懼與自由：透過二十五位人物的故事，了解二次大戰如何改變人類的未來》

內容簡介：

《恐懼與自由》是《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的姊妹作品，本書利用二十五位大人物、小人物的生命故事，描繪一個在政治、社會、經濟和文化上都面臨巨變的世界。

一九四五年結束的第二次世界大戰，共造成七千萬人死亡、數億人流離失所，精神上和財產上的損失則無法估計。這場戰爭為世界帶來的變化，既是毀滅性的，也是建設性的。戰後，人類在焦土上構思著新秩序、新格局、新未來，試著將自由的理念、烏托邦般的想望、永世和平的企盼，傳達到世界的各個角落。

但理想總是不敵現實，不管是資本主義與共場主義的扞格，還是國族與國族、民族與民族之間的齟齬，意識形態上的對立終究無法使眾人團結一心，追求自由的同時卻也播下了恐懼的種子。恐懼與自由，是創造戰後世界最重要的兩股力量。

恐懼，甫因為兩顆原子彈而結束大戰的世界，卻深陷美蘇兩國劍拔弩張的冷戰局勢，第三次世界大戰一觸即發。人們都相信，下一回的大戰將超出文明社會所能承受的限度，甚至超出人類可否持續存在的限度。人們都知道，下一場全球戰爭恐怕會導致實際上的末日，而非象徵上的末日。

自由，戰後世界各地的人們急於從納粹主義、史達林主義、帝國主義、殖民主義等各種壓迫力量解放出來，美國總統小羅斯福甚至提出四大自由的未來願景：人人都應擁有言論自由、信仰自由、免於匱乏的自由、免於恐懼的自由。但全然地擁抱自由卻也意味著完全的責任，人類總在「渴求自由」與「逃避自由」間擺盪著，至今依舊如此。

二戰雖已結束七十餘年，但留下來的爭議與遺產，仍在持續影響著全人類的未來。

作者介紹：齊斯．洛韋Keith Lowe ，全職作家和歷史學家，曾於曼徹斯特大學學習英語文學，也曾擔任十二年的歷史圖書編輯。他被公認為二戰史的權威，經常在英國和美國的電視廣播上發表意見。至今他的作品被翻譯為德文、瑞典文、日文、塞爾維亞文、法文、義大利文等二十多種語言。著有《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

相關著作：《二次大戰後的野蠻歐陸：充滿復仇、內戰與種族清洗的血腥之地》

搶先試閱：〈「邪惡」的面目〉

希特勒真的邪惡嗎？在親衛隊或蓋世太保服役的人們邪惡嗎？那些對人類進行醫學或科學實驗的人呢？環繞著這個主題的神話是如此強大，就連暗示這些人或許不是妖怪而是「凡夫俗子」，似乎都有如褻瀆。

一整個歷史學派建立在「納粹不僅邪惡，而且邪惡地獨一無二」這個觀念上：提出不同說法的人都在全世界的學術圈、議會和媒體上激起一片怒罵。

雖說沒有哪位聲譽卓著的歷史學家，會否認納粹黨人或日本憲兵隊往往幹下邪惡行徑，但以同樣的方式為所有幹下邪惡行為的人定性，或許就是一種錯誤。從心理學觀點說來，沒有邪惡的人這回事，只有病態的人或身陷於病態體系的人。就哲學觀點而言，邪惡的人與幹下邪惡行為的人也有所差別。第二次世界大戰最大的悲劇在於，它不僅將變態傾向的人拱上了把持大權的地位，更在社會體系內部滋養及加重病態，以至於就連凡夫俗子都變得既有能力、也熱衷於從事邪惡行徑。有人願意公開談論自己在二戰期間所犯暴行是極其罕見的，行凶者對於自身行為對人類的影響展現出真切的關心，則更不尋常。湯淺謙正是這樣一個人，這位日本醫師在戰爭期間對數名中國俘虜進行活體解剖。他的故事精準地說明了戰後日本、乃至於整個世界錯失了什麼。

湯淺謙一九一六年生於東京，是一名開業醫師之子。照他自己的說法，他是所受教養的完美產物：順從、勤奮、渴望向長上證明自己。他對於日本人的種族優越性早已耳熟能詳，也從不質疑他的國家有權侵略鄰國：他清楚記得小學老師這麼說過：「日本人是優秀的民族，要征服支那，成為亞洲的盟主。」他不曾質疑過這個想法：實際上，他從來沒想過在任何方面質疑或批評尊長。

湯淺追隨著父親的步伐，在一九四一年二十四歲時從醫學院畢業。但他想要為日本的對華戰爭出力，於是立即申請出任軍醫。他在受訓兩個月之後授階為軍醫中尉，終於被派往中國東北。一九四二年三月，湯淺在中國山西省太原市附近的潞安陸軍病院上任不到六週，就奉召參加一次手術演習。這時他已經聽說軍醫會執行活體解剖，也知道所有下級軍醫都被要求參與；因此即使恐懼感揮之不去，但對於即將親眼看見的事又伴隨著某種好奇心，他還是不情不願地來到解剖室。

他到達時發現，醫院和師團人員全都在場─不只像他這樣的下級軍醫，所有高階長官也全都出席。房間一角有兩個中國農民，雙手被反綁在背後。其中一人默然肅立，顯然已經認命；另一人卻顯然嚇壞了，一直害怕地哭著。湯淺不安地看著他們，但在長官面前努力保持鎮靜。他記得自己問過這兩人是否犯了死罪，但被搪塞了這樣的答案：反正沒有差別，他們遲早都會死於戰爭。人員到齊之後，醫院院長宣布開始。幾名日軍衛兵催促這兩個農民上前。比較勇敢的那位冷靜地走向手術檯躺下，但另一位不停哭號，開始退後，退到了湯淺面前。湯淺不想在長官面前表現軟弱，遲疑片刻之後，他推了那個嚇壞了的男人一把，命令他「前邊去！」這麼做讓他覺得自己通過了某種考驗或經過儀式。

這兩個中國人一被脫光衣服並且麻醉，軍醫們就開始演習。他們首先執行闌尾切除，接著截除這兩人的一隻手臂。隨後他們將兩人的一段腸道切下再縫上，最後將氣管切開。這一切實作的目的在於讓軍醫熟習戰鬥中常見的手術類型。湯淺因而得以在心中為這場活體解剖辯解，視之為搶救同胞的準備工作。他所受的教育告訴他，日本軍人的性命價值遠高於中國農民。

經過三小時手術，這兩個中國人仍在呼吸，但氣息微弱。演習既已結束，剩下的就是了結這兩個農民，並且把屍體處理掉。醫院院長試圖將空氣注射進心臟以殺害他們，但不見效。這時湯淺奉命協助：「我扼住脖子，壓迫頸動脈，呼吸仍不停止……於是我和O中尉用中國人的腰帶各拉住一頭，用力勒緊脖子，可呼吸還是不止。」最後，一位軍醫建議直接將氯乙烷麻醉劑注入兩人靜脈，湯淺照做，兩人終於死亡。

那天晚上下班後，湯淺和同事們外出喝酒。他出奇地焦躁，但酒過數巡就覺得好多了，再也沒多想那天發生的事。

往後三年，湯淺又參加了六次活體解剖，處理了十四個中國人。其中幾次演習對於訓練軍醫沒有多大用處：包括睪丸摘取、大腦摘除及一般解剖演習。其中一次先將槍彈打進四個男人體內，再由軍醫不經麻醉取出彈頭。另一次由於參與人數太少，缺乏觀摩價值，醫院院長趁機練習使用軍刀將其中一人斬首。一九四三年四月之後，湯淺親自負責安排活體解剖。他毫不質疑地照辦，即使他知道憲兵隊幾乎是隨機捉人。

「並非是因為反正得殺死而進行活體解剖，而是﹃因為需要，務必送來。﹄因為那是救日本軍人生命的手術演習，就是為這個目的去捉人的。」

湯淺坦白承認，他當時對於用這種方式殺人毫無罪惡感。「我們覺得他們就像廢物。垃圾。」一九四五年八月終戰時，湯淺必須決定要返回日本還是留在中國。他和成千上萬的日本人一樣決定留下。他從未想過中國人可能會想要報復他們這些日本醫師的所作所為，因為他自認沒有做錯事。因此他留在中國，結婚生子。往後數年間，他繼續開業行醫，診治中國和日本患者，並指導中國的新進醫生。

共產黨贏得內戰，掌控中國過後兩年，他才遭到逮捕。一九五一年一月，他被送到一處戰俘營，但他並不太擔憂，因為他仍然不認為對活人實施手術演習是重大犯罪，更稱不上邪惡：「其實心裡在為自己辯解：﹃因為是命令，沒辦法。那是戰爭，這種事很多，到處可見。﹄況且戰爭已經結束了。」

直到共黨政權命令他做出完整而誠實的自白，他才開始覺得不安，但即使在那時，以下的保證仍令他安心：俘虜真誠悔過即可獲得寬大處理，他只需承認自己的罪行，就能遣返日本。於是他做了三心兩意的自白─他省略不提某些更加可恥的細節，像是他執行過的大腦摘除手術，但仍期望這份自白能令審訊員滿意。結果並沒有。他的自白由於不誠實而被駁回，他仍繼續遭到關押。一九五二年底，被關押將近兩年，多次自白被駁回之後，湯淺被送回山西，關進了太原監獄。他就在這裡收到一封信，寄信人是其中一名受害者的母親─被他摘除大腦的那名男子。信中敘述了這位母親得知兒子被憲兵隊捉走之後的憂慮之情。信中說到這位母親試圖追趕憲兵隊的卡車卻追不上，找遍各處之後才被告知，兒子被送進軍醫院活體解剖。「我悲痛欲絕，」她寫道，「幾乎哭瞎了眼睛。一直耕種的田地不能再耕種了。我吃不下飯。湯淺呀，聽說你被抓住了，我向政府要求一定給你嚴厲懲罰。」相較於其他任何事物，這封信終於讓湯淺明白了自己戰時行為的嚴重性。在此之前，受害者們在他看來就只是人體，用於手術教學的樣本─實際上，他很難想起這些人的容貌。如今他意識到了這些人也是活著的人類，也有家人和社群生活，他也終於第一次記起了當他開始動刀時，他們臉上無助而驚恐的表情。

湯淺在陰暗的牢房裡又待了三年半，回想著這些畫面，同時試著理解自己到底怎麼能夠做出這麼可怕的事。一九五六年夏天，他終於獲釋並被遣返日本。

湯淺的故事幾乎自始至終被否認所貫串。起初，他自我否認自己的行為是錯的。他在整個戰爭期間以一種顯然清白的良知持續否認：他承認自己從來不曾失眠、不曾做過噩夢，當然也毫無悔意。戰後他仍在否認，不覺得自己有理由害怕中國人報復。引領著湯淺脫離這種毫無知覺狀態的唯一一件事，是一段漫長的靈魂探索過程─起先是被逼的，但後來更多出於自願，在受害者母親的來信讓他睜開雙眼，直面自己犯下的恐怖行徑之後。要是湯淺在戰後直接歸國，他很有可能完全不會展開面對自身、乃至面對日本過去的這個過程。

湯淺過去的同事們似乎毫無疑問正是如此。他在一九五六年返回日本時，受邀參加一場歡迎他回家的招待會。其中一些賓客是曾經與他共事的軍醫和護士。徹底出乎湯淺意料的是，他發現幾乎沒有人對自己的戰時行為重新思考。甚至有個人問他，為何中國人把湯淺說成是戰犯，明明他和其他軍醫在戰時的行為都是完全正確的。湯淺只是反問他：「不是和你一起幹過那種事嗎？」而他的同事完全想不起來他在說什麼。

其後數年，湯淺和數百名戰時曾在中國占領軍服務的醫療人員共事，但他們對於罪惡全都隻字不提。一九六○年代初期，他決定著書敘述自己在中國的見聞與行為。他認為坦白說出自身的罪惡，藉此讓這段從未被公開承認的日本歷史真相大白是很重要的。但書一出版，他就立刻收到恐嚇信，痛罵他若是讓這場多數日本人覺得忘了最好的戰爭的這個面向，重新受到注目，會是「丟臉」或「愚蠢至極」、「虛偽至極」的。進行過活體解剖的同事們則來信表示，他的著作令他們「感到甚大威脅」，因為他們不想面對過去。否認無所不在。

深入訪問過湯淺的精神科醫師野田正彰認為，這種心態展現的正是整個日本醫學建制的病灶，實際上也顯露了整個日本社會的症狀：透過否認過去，我們失去了什麼？否認親身經歷的事情，形成變態心理，被壓抑的心靈傷痕帶來感情的僵直和病態的衝動。我們真的生活在與那場侵略戰爭不同的精神世界中嗎？透過否認過去，我們嫁接了什麼？

湯淺面對自身罪行所經歷的痛苦過程，是很少人願意參與的，社會就更不用說。德國應對過去的方式獲得不少讚揚─特別是受到日本學者讚揚，他們無法想像任何類似的過程會在自己的國家發生。但如同湯淺，德國走上這條路也只是因為被迫如此：首先被盟軍逼迫，他們堅持運用新聞影片和強迫參訪集中營，「再教育」德國人該國的惡行；隨後則被戰後出生的一代逼迫，在一九六○年代長大成人的他們，要求得知父母和祖父母在納粹時代的所作所為。這兩個過程都不曾以同等規模在日本複製過。

但即使在德國，要將這樣的事實提醒人們，仍需經歷一場鬥爭：監督屠殺猶太人、槍殺戰俘，在東歐各地姦淫燒殺的行凶者，都是凡夫俗子而不是妖怪。近年來，希特勒身為梅菲斯特式（Mephistophelean character）惡魔的形象，主宰著德國對於二戰的集體記憶；看待二戰本身的方式則愈來愈比照英美，同樣視之為一場正邪大戰。接納這套敘述容易的多，因為它似乎豁免了「一般」德國人的戰爭責任─倘若只有「妖怪」才會犯下戰爭罪行，我們其他人就能高枕無憂了。

像湯淺這樣的故事提醒了我們，不僅戰爭的受害者是人，加害者同樣也是人。承認他們的人性並不會像某些人斷言的那樣開脫他們的罪行─其實恰好相反，因為只有我們的人類同胞才能夠為了不負責任的行徑而受到譴責。

將這些人稱為「妖怪」，效果適得其反：這麼做反而開脫了他們。但我們仍然覺得有必要這麼做，因為這是一種把我們自己和他們劃清界線的方便法門。於是我們忽視為數龐大的歷史、社會學及心理學證據，這些證據在在指出，和我們自己沒有兩樣的凡夫俗子，在天時地利人和之下，特別有能力犯下真正凶殘的罪行。實際上，我們也一樣在否認。

第二次世界大戰不僅將民族與國家之間既有的偏見放大到鋪天蓋地、史無前例的程度，更提供了契機讓偏見轉化成仇恨，讓仇恨足以殺人。在某些情況下，它製造出了前所未見的妖魔。這樣的事件大規模發生，地點遠及挪威和新幾內亞。

這場衝突與其他衝突有所區別的面向之一，完全在於其殘酷程度。暴行在每個戰區都發生，每一方都犯下暴行，而且往往直接受到國家及其機構鼓動，以至於用一丁半點人類的體面對待敵人有時都很困難、甚至危險。參戰各方全都召喚惡魔，惡魔一被召喚出來，很快就成為真實。

我們至今仍與這些惡魔共生，其中既有原型的惡魔，也有呈現為新敵人的惡魔，而新的（毫不意外）惡魔與舊的驚人地相似。只要我們仍將二戰呈現為絕對正義與絕對邪惡勢力鬥爭，我們彼此之間的怨恨就不可能平息。這樣的概念讓勝利者得以輕易否認錯誤，戰敗者則難以面對自身罪惡：

它們至今仍是我們理解各國籍、各階級人類行為動因的主要絆腳石。

這些正義與邪惡的神話何以揮之不去，有著很充分的理由─這些理由與勝利者或戰敗者都沒有多大關聯。親身經歷過第二次世界大戰的絕大多數人，並不自認為英雄或妖怪，而是受害者。實際上，我們對二戰的理解在許多方面，都由這種鋪天蓋地的受害經驗所定義。正是受害者的處境既譴責了惡人，同時帶給了英雄道德權威；也正是紀念這種受害感的需求，逼使我們再三回顧二戰。英雄與惡人至少還有放下過去、既往不咎這個選項。受害者卻沒有這樣奢侈的選擇，如同我接下來會談到的故事。

失去總是一瞬之間，但人的墜落，有時緩慢得無從察覺……

圖/聯經出版公司

書名：《黃檸檬레몬》

內容簡介：

我完全無法想像，未能終結的殘酷，

在一個人的生命中會是怎樣的重量。

日韓世足賽那年，我姐姐被謀殺了。

黃檸檬，是姐姐死前穿的連身裙色。

是那段早已泛黃、再也喚不回的美好，

也是我的復仇曙光。

令人顫慄、活生生的真實呼吸。以小說質問崩潰的人生，能如何承受並哀悼？

《黃檸檬》後勁強到我宿醉。── 吳曉樂｜作家

▍2002年日韓世足賽 × 高中美少女凶殺案 × 黃檸檬的復仇 ▍

▍榮護50位韓國小說家互投，票選「2019年度小說」Top 3 ▍

▍韓國文壇女作家繁體中文著作首度出版，至今已授權美、日、泰、越、俄、英▍

失去總是一瞬之間，但人的墜落，有時緩慢得無從察覺……

2002年夏天，韓國全民都在瘋日韓合辦的世界盃足球賽期間，有一名美麗的十九歲女高中生金海彥卻陳屍於郊區公園，青春年華的生命慘遭鈍器冷血擊殺，震驚社會大眾。

案件懸宕多年，相關學生和家庭都陷入看不見盡頭的苦痛，尤其是受害少女的妹妹多彥，她感到人生被惡狠狠地撕裂，並下意識認為：母親希望還活著的，是姐姐而非自己。

為了母親，多彥去整形變得更像姐姐的模樣，但仍不曉得該以哪種身分活著。案件發生後八年的某天，她決心親自去拜訪嫌犯，找出事件的真相，甚至……報仇。這一切都只為了找回自己所失去的那一部分人生。

《黃檸檬》由三位不同女性角色敘事組成，透過三人訴說，進而解謎拼湊故事全貌，並更深層地探索哀悼與創傷。強烈敘事風格與神祕劇情轉折，兩者間的精巧碰撞，激盪出每個人生命中都將遇到的重要課題：罪惡內疚、善惡報復，以及生命存在的意義。

作者介紹：權汝宣　권여선（Kwon Yeo-sun） ，首爾大學韓國語言文學系本科及碩士畢業。1996年，憑藉長篇小說《蔚藍色的空隙》獲得第二屆想像文學獎並從此踏入文壇。作品以人的信任為基礎，剖析了創傷和日常生活中的裂痕，為韓國當代代表小說家之一。曾受多項文學獎肯定，前作《你好，酒鬼》榮獲2016年第47屆東仁文學獎，同年被評為「小說家50人評選的年度小說」，在韓國得到極高評價，足顯其非凡的寫作實力。

著有長篇小說《蔚藍色的空隙》、《陶偶之家》、《圓滑奏》以及近期代表作《黃檸檬》；短篇小說集《處女裙》、《粉紅緞帶的日子》、《花園裡的紅水果》、《肉豆蔻森林》，以及《你好，酒鬼》；散文集《我們今天吃什麼？》。曾獲想像文學獎、吳永壽文學獎、李箱文學獎、韓國日報文學獎、東里文學獎，以及李孝石文學獎等。

搶先試閱：〈短褲，二○○二〉

我想像許久以前，在某個警察署調查室裡曾經有過的場面。說是想像，不代表是虛構，但也非親眼所見，所以不知該怎樣形容。我是根據從他那裡聽到的說法和幾項線索，再憑藉自己的經驗與推論去想像那個場面。不只這個場面，凡是圍繞著那樁「美麗女高中生命案」的一切細節、畫面、情景，16年來我一直不間斷地沉思、撫觸和加工，於是那些深印在腦海裡的景象，就彷彿我親眼所見或親身經歷，常讓我陷入一種痛苦的錯覺。想像所帶來的痛苦，與真實不相上下──不，可能比真實更痛苦，而且沒有止境，也沒有期限。

少年獨自坐在調查室裡已經超過十分鐘。除了一張桌子和四張椅子外，裡頭空無一物，牆上沒有裱框，桌上也沒有花瓶或菸灰缸。有一種人，不管做什麼事都讓人感到彆扭，少年就是那樣的人。他的坐姿不自然，眼神像快睡著般渙散。或許是因為不知該看哪裡，所以更顯得無神，差不多就和相機鏡頭無法在白色的平面上對焦一樣。

刑警進來坐在少年對面，少年的眼睛總算稍微回神。

「韓曼宇！」

聲音雖低沈，聽起來卻毫不留情，像是訓導主任或級任老師在喊準備受罰的學生名字，語氣嚴厲。這聲音帶著敵意，插入韓曼宇的胸口正中央。我想，這似乎預告著即將成真的殘酷命運。當時學校裡的朋友沒有人會用這種口氣叫韓曼宇。

學校同學有人喊他「阿嬤」，有人喊他「愚人節」，但是他最響亮的綽號還是來自《恨五百年》。同學們認為這首歌的第一小節──「恨滿…唔唔…世間啊，薄情郎啊」，根本就是用他的名字起頭。只要發音模糊帶過，聽起來就毫無破綻。這個綽號的吸引力太強，漸漸地沒有人再喊他「阿嬤」或「愚人節」，每當同學呼喊他時，就會拉開嗓門大唱名曲「恨滿…唔唔…。」一直到命案發生前為止，我都不知道他這個人的存在，那時他唸高三，我唸高一。即便如此，只要稍微回想一下，的確偶爾會聽到學校走廊某處傳來呼喊他的歌聲，悲切卻又搞笑。在悠長的呼喊聲裡，完全聽不到那樣濃厚的敵意。不過在事件發生之後，他就沒有再被這樣喊過。沒有人喊他，也沒有人能再喊他了。

我偶爾會像從前那樣喊他，「恨滿…唔唔……。」喊完後我不禁納悶，一段充滿恨的生命裡，還存在意義之類的東西嗎？我指的不是抽象普遍的生命，而是具體的個人生命。在他的生命層疊中有所謂的意義嗎？不，應該沒有，我認為沒有。我認為任何生命都不存在特別的意義，不管是他的生命，姐姐的生命，還是我的，無論如何找尋，甚至是想編造，沒有就是沒有。輕易地開始，又輕易地結束，這就是生命。

刑警命令少年仔細聽好，他說這次和上次不一樣，每個問題都要想清楚再回答，否則情況有可能變成對他不利。少年盯著刑警看，從他臉上什麼也解讀不出來。少年雖然遲鈍，還是莫名感覺到刑警比第一次調查時更可怕。刑警不知在生

氣什麼，火大的人看起來總是特別恐怖。

「我們來確認上次偵訊的內容。」

刑警用原子筆謹慎敲著桌子，一邊問訊。

「2002年6月30日18時許——也就是下午六點左右，你騎輕型機車外送炸雞的途中，有經過申廷俊所駕駛的汽車旁，對嗎？」

「不對哦。」

「不對？」

原本低頭確認文件的刑警抬眼問他，

「之前的陳述內容是這樣寫的哦？」

「是『外送完回去的途中』，不是『外送的途中』。」

刑警的視線又拉回來，不是什麼大不了的問題。

「那這裡為什麼寫『外送的途中』？總之，炸雞外送完回去的途中，有經過申廷俊駕駛的汽車旁，對吧？」

「是的。」

「所以，有看到是什麼車款？」

「嗯？」

刑警認為少年故意假裝聽不懂。

「車款！我問你什麼樣的車？」

「我不知道是什麼車，好像是深灰色的，閃閃發亮，我有說過啊，上次問的時候。」

「所以，就是上次啊。喂，我不是有講現在要確認上次的偵訊內容？你剛才是說『閃閃發亮的深灰色汽車』嗎？」

「對。」

刑警從文件裡抽出一張照片。

「是這種車，對嗎？」

少年探頭端詳過照片後，看著刑警說，

「好像是。」

「就算不是這台車，也是這類車款，對嗎？」

少年又看了照片一眼，再望向刑警。

「好像是。」

「對嗎？」

「是的。」

「好，很好。」

刑警又拿出一張照片，少年看過照片後再度望向刑警。

「這是你騎的輕型機車，對嗎？」

少年立即回答是。

「很好。」

刑警作勢翻找文件，放慢關鍵性一擊的出手時間。

「現在開始確認，最重要的關鍵。你說當時看到金海彥坐在申廷俊車裡的副駕駛座上，對嗎？」

「是的。」

「你說她的穿著打扮怎樣？什麼髮型，穿什麼？」

「她把頭髮放下來。」

「把頭髮放下來，所以頭髮沒有綁，而是放下來。」

「是的。」

「再來？衣服呢？」

「衣服……，是背心搭配短褲。」

「你說穿背心搭配短褲？」

刑警將句尾輕輕拉高。

「是的，我是這麼說的……。」

「嗯，你這麼說，代表你記得吧？顏色呢？」

「嗯？顏色嗎？」

刑警心想，這個傢伙終究無法一次切中問題核心。

「我說衣服顏色！背心和短褲的顏色。」

「那個，我不知道。」

「想不起來嗎？」

「我不清楚。」

「知道穿背心和短褲，卻不知道顏色？這有可能嗎？」

「不知道啊，我。」

刑警感覺少年的語氣好像在隱瞞些什麼，有種模糊帶過的味道，他閃過一個念頭，心想終於釣到了。就在那時，少年突然環顧起四周。

「你怎麼啦？」

「我得走了，現在要走。」

「什麼？」

「幾點了？我現在得去打工。」

少年雙手撐在桌上，做出準備離開的姿勢。看到少年這樣，刑警不發一語地怒視著他。當時刑警在想些什麼？他是否暗自咬定「沒錯，就是這傢伙」？當他俯視凝望著少年撐在桌上的拳頭時，是否也在掂量這雙手，有無足夠的力道抓住磚塊砸向人的頭部？雖然這雙手看起來比申廷俊強壯有力，但或許刑警在遲疑之後，還是會搖搖頭，畢竟要搥打少年有著亮澤潔淨髮質的圓形頭，實在不需要太大的力氣。反倒是申廷俊在體格上占有優勢，他靠運動鍛練出結實的肌肉，而韓曼宇卻只是中等偏瘦小的體型。

刑警清了一下喉嚨，提醒少年從現在起仔細聽好他說的每句話。

「你陳述的內容不合理，你看看這個。」

刑警將兩張照片挪到少年眼前，逐字清楚地說明。最重要的一點，申廷俊開的不是一般轎車，而是Lexus RX300，也就是SUV車。這種運動型休旅車的座位較高，車窗當然也會比較高。「可是看看你騎的外送摩托車，你坐在上面所看到的視角與Lexus的車窗是平行的，甚至可能比它還低。」刑警說明到此，停下來問少年知道這代表什麼意思嗎？少年沒有回答。於是刑警必須語帶親切地進一步告訴他答案。

「這代表什麼意思呢？這個意思就是你坐在那台矮冬瓜摩托車上，絕對不可能看得到副駕駛座上的金海彥是穿短褲，還是長褲。」

話雖這麼說，其實刑警也沒有把握少年到底能不能看得到，他只是推測而已。不過當他看到少年吃驚的表情時，他心想果然沒錯，現在只要再使勁推一把就差不多了。

「所以，你就成為手持鈍器殺害金海彥可能性最大的嫌疑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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放下追求快樂的執念，允許自己悲傷、難過，和周遭人互相分享、彼此關心

圖/商周出版

書名：《當快樂成為負擔，不快樂就是你的權利》

內容簡介：

★【本書於比利時首刷兩萬冊，上市亦隨即銷售一空】★

★★比利時長銷三十五刷作者，作品共已銷售超過二十萬冊★★

快樂這條路，跪著也要走完？為什麼難受卻不敢說出口？難道不快樂都是我的錯？

放過自己吧！當快樂成為負擔，不快樂就是你的權利！

當快樂成為衡量人生的唯一標準，社會氛圍極力鼓吹現代人爬更高、走更遠、做更好，社群媒體上只見燦笑不見哭喪，刻意隔絕了人生低潮，無法與他人傾訴悲傷，也導致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更為疏離。

作者從事心理諮詢與臨床精神問診超過三十五年，以淺白又真摯的口吻融合了理論與實務的經驗，指出「快樂崇拜」是現代社會的疾病。書中透過臨床的案例與哲學家的觀點，總結追求快樂做為人生目標何以為謬誤，也探討了快樂真正的基礎為何。當我們放下追求快樂的執念，允許自己悲傷、難過，和周遭人互相分享、彼此關心，方能消化不快樂成為養分並深化關係，進而活出屬於自己的人生。

作者介紹：迪克．德．瓦赫特Dirk De Wachter ，比利時著名的精神科醫生和心理治療師，也是魯汶大學教授及精神病學中心家庭治療研究的主任。他自認深受猶太裔法國哲學家伊曼紐爾•列維納斯（Emmanuel Levinas）和法國作家米榭•韋勒貝克（Michel Houellebecq）的影響，作品與演講經常引用他們的觀點。

著有《邊界時代》（Borderline Times, 2012）、《愛，一種不可能的欲望？》（Love. An Impossible Desire?, 2014）、《德•瓦赫特的世界》（The World of De Wachter, 2016）。文字風格簡練真摯，深受讀者喜愛。

搶先試閱：〈不快樂能製造快樂〉

即使有以上這一切人生即痛苦的說法，你依然感到快樂？這當然是好事，不過千萬別變成自顧自享樂。在一個溫暖的社會裡，你應該盡一己之力去幫助其他沒那麼幸運的人，有時候只要在旁守候，有時候實際投入。如此，你也會面臨悲傷與不幸，並且允許不快樂進入你的生活。

允許不快樂，無論是自己的或他人的，至少能讓你更有人性，關懷他人能帶來滿足感，並深化彼此的關係。快樂會自你心中油然而生，倘若你能信賴周圍的人所提供的幫助，在艱難時刻，你的恢復力會變大。同樣地，幫助他人也能使你更堅強。生活中的挫折令人不快樂，同時也能製造快樂，它們可以促成情感連結並且產生意義。

在荷蘭作家傑哈特．賀佛（Gerard Reve）的小說《夜晚》（Deavonden）結尾處，主角凡．艾何特斯以幾句話總結了他的生活：「它被看見了，並非一直沒人到注意它。」我想，潛藏在人內心深處的需求就是被注意，不是臉書上有許多朋友，而是小範圍的真實人際圈。

和周遭環境的連結、關心與被關心，能以一種最根本的方式帶給我們快樂。人其實是相當群體性並且想要尋求連結的生物，但在這個「超我」的社會裡，這些都被壓抑下去了。在自我與他人之間的平衡遭到破壞，而事實上我們非常需要他人，才能過日子。

不過，社會趨勢不是這個走向。保羅．維哈赫在《親密關係》中寫道：「為了能夠愛別人，我必須在自己內心感到舒適。我們徹底遠離了自己可以成為的人或事物，導致我們感到越來越不舒服、比較常生病或有更多問題，這也難怪要走向他人變得越來越難。」

沙特說「他人即地獄」。我認為應該是「缺乏他人即地獄」，尤其在困頓灰暗的日子裡。我承認我對於沙特說法的解讀過於粗淺，不過，我認為麻煩的同伴還是勝過孤單一人承受痛苦。

現代社會帶來疏離與孤寂，在許多方面，它都是一個匿名的、以自我為中心的世界。有時，我們會不禁緬懷過去人際關係較緊密的小團體生活。但是法國哲學家尚—路克．南希（Jean-Luc Nancy）卻認為這種渴求（有時候也成為政治訴求）是錯誤的，這種和諧美好的生活從未存在過。現代社會是由彼此差異性極大的眾多個人所組成，同一套標準不見得人人適用，而且這些差異恰恰是個人特色。渴求具備一個社會認同的小團體生活就是渴求封閉自己，我們無法以一個沒有個人差異的透明共居生活來解決現代社會的疏離。在和他人產生連結的同時，你也開放自己。每一個個體都重要，因為他參與、創造了存在的意義。即使你因他人而存在，這一點也必須在一個「給予個人位置、好讓他人有權利」的社會中才能發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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