從前有帝王就有臣子，現代有領導人就有幹部。帝王和領導人應該怎麼做？臣子和幹部應該怎麼做？都要有些規範才是。規範當然有，遠在戰國時期的荀子，既寫過《君道》，也寫過《臣道》。他談君道：君者民之原也，原清則流清，原濁則流濁。故有社稷者而不能愛民，不能利民，而求民之親愛己，不可得也。民不親不愛，而求為己用，為己死，不可得也。民不為己用，不為己死，而求兵之勁，城之固，不可得也。兵不勁，城不固，而求敵之不至，不可得也。敵至而求無危削，不滅亡，不可得也。
君主或領導人只有一二人，而臣子或幹部則有成百上千或上萬人，他們對政務推動和國家前途，可能影響更大。故荀子對臣道說得更剴切：
（臣下對君主有「勸諫」、「苦諍」、「輔助」、「匡正」和「拂」的功能）故諫、爭、輔、拂之人，社稷之臣也，國君之寶也，明君所尊厚也，而暗主惑君以為己賊也。而明君之所賞，暗君之所罰也；暗君之所賞，明君之所殺也。伊尹、箕子可謂諫矣，比干、子胥可謂爭矣，平原君之於趙可謂輔矣，信陵君之於魏可謂拂矣。傳曰：「從道不從君」，此之謂也。
重點是最後一句話，「從道不從君」。意思就是「依從正確的原則做事，而不是依從國君的主張做事」。
這事不容易，尤其是君王的「近臣」。不過也不是完全沒有。近代中國兩位最有權勢的領導人蔣介石和毛澤東，他們的兩位智囊祕書，就有點「從道不從君」的意味。
先說蔣的陳布雷。
陳布雷原在新聞界。後為蔣介石延攬入幕。蔣不僅文字上的事依靠他，政務上的事也借重他。他擔任蔣的侍從室主任、中宣部副部長、中央政治會議祕書長和軍委會副祕書長。手握重權，卻從不弄權。尤其生活之儉樸克己，在當時浮華奢靡的政界，是立懦廉頑的榜樣。
1948年11月14日清晨，南京城內爆出一條驚人的消息，「中央日報」第二版以三欄長題報導，陳布雷於昨日上午八時，以心臟病突然逝世。
南京城掀起一陣議論和傳言：
唉！遼瀋會戰失利，徐蚌會戰前途凶險，國軍在東北、華北都吃了敗仗。陳老夫子是不是感到半壁江山岌岌可危了？
聽說陳老夫子向總統進忠諫，總統發脾氣了，打了陳老夫子一個耳光，陳老夫子羞愧交加，便吞安眠藥自殺了。
11月18日「中央社」發布消息：陳布雷不是死於心臟病突發，而是自殺身亡。
布雷先生素患神經衰弱，以致常苦於失眠，每夜必服安眠藥三片始能入睡，有時於夜半醒來，再服數片，始能略睡，晨起總在上午7時左右。本月13日至上午10時，尚未見起，祕書蔣君章推門進入臥室，見布雷先生面色有異，急請總統府醫官陳廣煜、熊丸救治，兩醫官判斷布雷先生係服安眠藥過量，其心臟已於兩小時前停止跳動。
其時，蔣祕書於布雷先生臥榻枕旁，發現遺書一封，囑其不必召醫救治，並囑其慎重發表消息，不可因此舉而使反動派捏造謠言。蔣祕書即遵守遺言，發表先生因失眠症及心臟衰弱逝世。陳氏家屬及祕書隨從檢點遺物，又於公文篋中發現上總裁書二紙，及分致諸友人，及留交陳夫人及公子之書信，均先後分別呈送。
陳布雷在留給祕書的信中，一再表明：物價日高，務必薄殮、薄棺、薄埋。他還說，□下新皮箱內，尚有金圓券700元，囑贈陶副官300元。
位高權重，卻兩袖清風，在國民黨的高級官員中是罕見的，因為當時米價已合金圓券三百幾十元一石了。
11月13日上午聽到陳布雷死訊，蔣介石面色發白，隨即取消了當天會議。走到陳布雷臥室，面對他的遺容，默默無言。隨後，宋美齡在陶希聖的陪同下走到陳布雷臥榻旁，淚流滿面。
陳布雷遺體於11月15日在南京中國殯儀館大殮，遺書在11月24日後公開發表。其中自以給蔣介石的一封最為重要：
介公總裁鈞鑒：
布雷追隨二十年，受知深切，任何痛苦，均應承當，以期無負教誨。但今春以來，目睹耳聞，飽受刺激，入夏秋後，病象日增，神經極度衰弱，實已不堪勉強支持，值此黨國最艱危之時期，而自驗近來身心已毫無可以效命之能力，與其偷生尸位，使公誤以為尚有一可供驅使之部下，因而貽害公務，何如坦白承認自身已無能為役，而結束其無價值之一生。凡此狂愚之思想，純繫心理之失常，讀公昔在黃埔斥責自殺之訓詞，深感此舉為萬萬無可諒恕之罪惡，實無面目再求宥諒，縱有百功，亦不能掩此一眚，況自問平生實無絲毫貢獻可言乎？天佑中國，必能轉危為安，惟公善保政躬，頤養天和，以保障三民主義之成功，而庇護我四億五千萬之同胞。回憶許身麾下，本置生死於度外，豈料今日，乃以畢生盡瘁之初衷，而蹈此極不負責之結局，書生無用，負國負公，真不知何詞以能解也。夫人前並致敬意。
部屬 □布雷 負罪謹上
陳布雷給隨身副官陶永標留下一封信，託付後事。陶永標有一段回憶：
布雷先生做了半輩子官，而且是大官，真是一人之下，萬人之上，但從不搞特權，生活上清苦儉約，抗戰時在重慶的伙食尤其簡單，同部屬同桌喫飯，衣著樸素，人所共見，房間裡家具裝飾也很簡單，會客室中只有三把舊沙發，配給他用的汽車，從不許家人使用。
陳布雷最小女兒陳璉是共產黨員，不久前被逮捕，可能更使他心力交瘁。陳璉1919年生，成年後曾在西南聯大讀書，與同學袁永熙結婚。1939年7月加入共產黨，積極參加活動，1947年8月24日被國府情治單位破獲，集體逮捕。因為她的家庭背景，簽報最高當局處理，蔣介石批示交陳布雷領回管教。陳居中樞要位，女兒竟是共產黨，據說這事對他刺激很大。
中共建政後，陳璉曾任共青團少年兒童部部長。1956年被劃為「右派」，與袁永熙離婚，文革時被批為「叛徒」，在上海跳樓自殺。
在台灣曾任民進黨要職的陳師孟，是陳布雷的孫子，「師孟」這個名字也是陳布雷取的。一家三代，各有自己的政治信仰。
關於陳布雷的自殺，蔣介石機要祕書周宏濤2003年9月15日有一段口述回憶：
多年後，蔣公才親口說出，陳布雷的自殺，是因為外間散布蔣公即將下野的謠言之故。陳布雷當時留下兩封遺書給蔣公，第二封遺書中這麼寫著：「今我所聞所見於一般老百姓之中毒素宣傳以散播關於公之謠言誣衊者，不知凡幾，回憶在渝，當（民國）三十二年時，公即命注意敵人之反宣傳，而四五年來，布雷實毫未盡力以挽回此惡毒之宣傳，即此一端，已萬萬無可自恕自全之理。」
陳所謂之「謠言」，是指要蔣下野的事。徐蚌會戰期間，桂系要求蔣交出領導權，陳布雷為此憂憤不已。
11月28日，距陳布雷自殺不過半個月，在一個小規模會議上，蔣介石對高級文武官員說：
有人曾經對我建言，要讓宋子文、孔祥熙、陳立夫、陳果夫加上夫人宋美齡，拿出五億美元，用於國家。這是什麼話！宋子文有什麼錢，孔祥熙有什麼錢，至於夫人，那就更沒有錢了。所以，散布這個言論，不管怎麼說，只會給黨國帶來危害，有利於共產黨！
蔣介石雖然沒有講明建言者是誰，大家都聽聞也相信是陳布雷。這也更使人認識陳布雷堅守忠諫的「臣道」。如果他心中只有領袖而無國家，會說這樣的話嗎？
田家英，在台灣一般人可能不知道他是誰，但當年在大陸他可是一顆「政治明星」，毛澤東「四大祕書」之一，標準的「近臣」。只是因為心存百姓，想說真話，最後未得善終。
田家英1922年出生，四川成都人，3歲喪父，9歲喪母，11歲因為家貧被迫輟學，在哥嫂的成都藥鋪當學徒。他從小喜歡讀書，輟學之後，依仗一本字典，通讀了《資治通鑑》、《史記》和許多中國古典文學著作，並且在床頭書寫了一副對聯：「走遍天下路，讀盡世上書」。雖然狂了一些，總是有點志氣。
1935年，13歲的田家英就在報刊雜誌堅持不斷地發表文章，在四川被譽為「神童」。
田家英在中學時開始接近共產黨，參加了共產黨抗日救亡團體「海燕社」，因此而被學校開除。1938年赴延安入陝北公學學習，畢業後任中共陝北公學總支祕書、歷史教員，並加入中國共產黨。次年進入延安馬列學院學習，1939年畢業後留在馬列學院「中國問題研究所」工作。
1941年，田家英被選入中共中央政治研究室，後又調往中共中央宣傳部，負責編寫小學課本。1946年，田家英被毛澤東看中，聘為其子毛岸英的家庭教師。
1948年，田家英在胡喬木的推薦下成為毛澤東的日常祕書。1954年被任命為中共中央辦公廳副主任，負責祕書室的工作。
田家英參與了《毛澤東選集》一到四卷的編輯，主要負責註釋的撰寫。並參與「中華人民共和國」憲法、毛澤東詩詞等的編寫，並主筆草擬中共八大上毛澤東的開幕詞。
在毛澤東的「四大祕書」中，田家英與毛關係最為密切、最受信任。他掌管毛的印章、個人存款、和親友來往信件。毛澤東自恃文采風流，演講不假他人撰稿，只有時讓田家英代筆。
這樣一顆政治明星，「不幸」有說實話的自我期許。1959年廬山會議整肅彭德懷，田家英同情彭，支持彭的萬言書，毛雖批他「右傾」，但還是維護了他。1961年毛指派他去農村調查，看到農民饑饉的慘狀，他當場下淚。回來在餐桌上寫道：「一飯膏粱頗不薄，慚愧萬家百姓心。」他向毛澤東從實匯報，認為「畝產萬斤」不可能，支持「包產到戶」，批評「大躍進」，引起毛澤東不滿，兩人關係出現裂痕。
1965年12月，毛到上海召開政治局常委擴大會議，醞釀發動文革。29日上午，毛找陳伯達、田家英、胡繩、艾思奇、關鋒開會，講了很多話：
最近有兩篇很轟動的文章，一是姚文元的〈評新編歷史劇《海瑞罷官》〉，一是戚本禹的〈為革命而研究歷史〉。戚的文章很好，缺點是沒有點名。姚的文章也好，對戲劇界、歷史界和哲學界震動很大，缺點是沒有擊中要害。《海瑞罷官》的要害是罷官，嘉慶皇帝罷了海瑞的官。1959年我們罷了彭德懷的官，彭德懷也是海瑞。
田家英眼見一場政治大風暴颳起來，心所謂危，在紀錄上把毛的這段話刪掉了。刪掉了也壓不住爭權禍根的文革，田家英以「竄改毛主席著作」的大罪受「停職檢查」，他接到通知，當夜自盡屍諫。
在黨的大路線、大方針有錯誤時，像陳布雷和田家英這樣有「勇氣」的人，在台灣找得到嗎？
自殺也許不值得提倡，但在某些時刻，總也是一種人格的表現。慣常批判國民黨和共產黨的人會說，一隻燕子不能代表春天。這話不錯；但是，一隻燕子都沒有，則春天絕對渺不可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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