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說自己關起門來的房間，就是一個遺世獨立的迷你宇宙，那麼隨身聽就是穿梭在銀河星系間的小小太空船……我必須倚賴搖滾樂的日夜接駁，才能好好存活下去……
耳機星際，永恆漂流的上校
●李明璁：
去年是SONY Walkman誕生四十周年。隨身聽，對大世界與小個人在一九八○年代都產生了深遠的革命影響。但SONY高檔貴氣，之於像我這樣的勞工階級小孩，總仍可望不可及。我的人生第一台卡帶隨身聽，是存了整整一年零用錢好不容易才在中華商場二樓買到。一台已在我生命消失無蹤的AIWA（愛華），曾經play過的卡帶們，日夜平撫著苦悶少年不知如何排遣的身心。
每天從士林自家往返台北車站的公車上，隨身聽就像我的一道隱形隨身牆，將自己和滿車子擠死人卻還在背單字的用功同學區隔開來。當他們賣力默記著一個個英文字詞、一步步朝往未來將進的頂尖大學時，我卻只是閉眼聆聽著一首首英文歌曲、一天天預想將要面臨的落榜重考，既恐懼卻又莫名反骨快感。「我們不需要教育，嘿老師你滾開點！」我經常邊走邊跟著Pink Floyd一起唱。
我既是披頭四歌裡的「The fool on the hill」（在山丘上的傻子），坐看日出日落、世事更迭，孑然一身卻自得其所，我也叛逆而平靜地《Across the Universe》，不斷反覆哼唱著「Nothing's gonna change my world」。
如果說自己關起門來的房間，就是一個遺世獨立的迷你宇宙，那麼隨身聽就是穿梭在銀河星系間的小小太空船。而去學校上沒有感覺只為聯考的課，就像是被運到殖民星球跟著集體採礦的奴隸苦役，我必須倚賴搖滾樂的日夜接駁，才能好好存活下去。我開始這麼胡思亂想，長出了某種奇妙的外星人意識。自覺與周遭地球居民有些格格不入，很大程度當然還跟大衛鮑伊有關。
無垠而靜寂的航道上，有著完美的逃逸與絕對的孤獨，這二律悖反的奇妙狀態，讓少年以上成年未滿的我深深陷入。我對《Space Oddity》（太空奇談）裡湯姆上校（Major Tom）永恆漂流的迷戀，簡直快比崇拜真人偶像還強烈。
直到現在回想起來，整個一九八○年代的中學記憶，幾乎都是音樂，而且多半是自閉式的聆聽。在那個沒有網路的封閉時代裡，你根本找不到誰跟你一樣來自外星而能相濡以沫。聆聽微弱中帶著強大意志的星際訊號，至少也幸好知道，遠方總有知音如你我。
還有兩張八○年代的遠方專輯我永難忘懷，一是史密斯樂團（The Smiths）的《Strangeways, Here We Come》。我在低迴的歌聲中，彷彿聽到他們過往憤怒的批判、不平的吶喊，在此淡出成失落、無奈與反思。當搖滾不再陽剛味十足地帶領衝撞，而能陰柔誠實地面對己身怯懦，或許便能撫慰星球角落逝而不去的傷痛。
另一則是新秩序樂團（New Order）的單曲專輯《Blue Monday》。相對於永遠都能標舉嬉皮神話的一九六○年代，八○年代的世界局勢卻讓發達資本主義帶著走進一股新保守秩序中。我永遠記得高中時瘋狂喜歡〈Bizarre Love Triangle〉的誇張程度——我會在深夜關燈一片漆黑的房裡裸舞，隨著悠揚電音與沉鬱聲線的詭妙混融，我穿梭在輕盈的忘卻，與沉重的記憶縫隙間。
成年後，我的聆聽觸角不斷延伸，除了搖滾與電音，也在爵士甚至古典樂中，發現了殊途同歸的星際旅伴。在此我無法一一羅列致意，從顧爾德（G. Gould）彈奏的巴哈、到神祕縹緲的印象派如德布西（Debussy）與薩堤（E. Satie）；從孕生「酷派」的邁爾士□戴維斯（Miles Davis）、比爾□艾文斯（Bill Evans），到空靈瀟灑的□本龍一，等等等。他們輪流從耳機那端飄浮進我的耳朵裡面，灌注一種自在獨處的韻律節奏。
細數這些聲音記憶與其說是懷舊，在串流吃到飽的年代我總不免回想起聆聽的初衷。尤其是因為台北四處擁擠。不只物理意義上的地狹人稠，更是心理上的喧鬧打擾，經常缺乏靜定呼吸的空間。除非，音樂像是一道牆也同時是一扇門，讓你閃躲也帶你逃走。於是在喘不過氣的日常人流中，可能存在一分一秒的心流，得以暫停而空無。
戴上耳機閉上眼，我看見台北成了廢墟、成了鄉野、成了宇宙。那是屬於自己任性的微型宇宙，死而復生的宇宙。
在現實中臥底，在電影中寄生
●馬欣：
電影什麼時候對我這麼重要的？或許是從我習慣散場後獨自散步去思考劇情開始，或許是我發現看電影是個非常好的獨處方式，也或許是因電影拍的多是弱者的故事。
奇特的連結是，我對放電影的場域也有了情感的連結，最好它有夢的痕跡。如之前被拆掉的京華城影院，那裡本來就人少，好訂位。這兩年，我常在夜露深重的時候，獨自去了這個球狀體建築物。那裡在晚上還真有幾分廢墟的樣貌，即便它還是身為百貨公司的時候，大而無當的閒置、幾個臨時的兒童遊戲屋的搭建、樓上盡是除了店員外無人的奇幻感，在它還沒熱鬧前就殘妝了，身為一個本來為了熱鬧而設立的地方，它有幾分荒謬，甚至披上都市怪談的感覺。
我在夜半時分出沒其中，亦是一個荒謬的存在，因為它曾是台北少數過了凌晨仍有場次的戲院，有時講課完，就想往那裡鑽，或是在聚餐後，回到那個名義上不是廢墟的廢墟。它一直是廢墟的進行式，而那裡的湯姆熊遊戲場總是響著遊戲機的聲音，乒乓地夾帶著塑膠感的聲音，高亢的機械音、刻意的童音，迴盪在那球體裡，在深夜只有三五人的戲院裡。
我在這個工作人員常比觀眾多的地方度過了大半年觀影日子。常在稿子寫完後，臨時起意去了那裡，在那裡點一碗半涼的滷味吃（那裡人少，東西也容易半溫著，是總歸都是要丟的溫度），看著樓中樓大片的閒置物，彷彿自己置身在市區的盲腸裡。「盲腸」是沒人聞問的象徵，自己待著也心安，大致上是這種感受。
然後就習慣買個靠走道的位置，外套一蓋好，偌大的廳，三兩的人。等燈光一暗，如同進了什麼走道，滑溜地進入電影裡，有如滑進夢裡的儀式。
這也像是我在世新求學時，習慣去的僑興戲院。那裡是學生的聚集地，不同於京華城像個設計錯誤的機器人，它是古樸的戲院，有幾分亂與沒打理，但還留有前一晚夢的痕跡一樣，前後屆學生們都待過那裡作過電影夢。於是那戲院跟它隔壁的租書店，永遠都杵在夢裡似的。走進那裡，氣味就帶你走進時光隧道，跟著破舊的海報，或牆壁上還沒撕乾淨的痕跡，一起進入這個從細節就妥貼的夢裡面。
或許因為這樣，我連帶場域都算在電影裡，所以總有出夢入夢之感，或是散場後，夢仍像霧氣一樣，對我來講久久未散，這也是後來我寫電影文章的原因。我對現實世界是跳格子，卻在電影夢裡面是疊床架屋著，留個夢的尾巴在真實世界裡是很重要的，甚至是種安全感，如同我當年讀卡洛斯寫的《愛麗絲夢遊奇境》的領悟，現實總有破口可以讓夢闖入，如此看現實會有趣一點。
電影結束後，就習慣在生活裡讀人，如同臥底，反正書讀不完、人也讀不完，電影更是一沙一世界。會講故事的導演會留毛線頭，讓你走去各種柳暗花明，或帶你到一謎團，但那謎團煞是迷人，如大衛林區的作品。打破你的已知，顛覆你對各種符號的印象，於是你知道你之前有把握的可能是誤讀；你自信的可能源自於無知，這可有趣了。瞬息萬變的世界，上帝是個發牌手，從來不照人的計算。牌局總預告下一場，你以為重複的人生，是因為不知道自己的潛意識才是張鬼牌。
身為影癡，當然前方有庫柏力克導演在《鬼店》的走廊前方等我，《鬼店》的鬼是人過去的回憶，不斷纏繞，因是自己的黴斑，因此何時變成鏡中那個猙獰人卻不自知。庫柏力克用著影像語言，將過去與自己的關係的對立化，與回憶具體重量給呈現出來，所以「鬼店」之重尾大不掉，自己未來是要被過去吞噬；等待「鬼店」（回憶）的甦醒，還是接受它之所以為你，這是個哲學命題的恐怖片，所以更恐怖。他的《發條橘子》是現代化將靈魂灌以塑化劑的過程；他的《2001太空漫遊》是尼采的永劫回歸。
電影讓正常與瘋狂相生相長。自以為「正常」的常來自瘋狂本身，如此這般的沒有答案的永恆思索；我思故我在。
請電影與人生互給對方一個cue
●李明璁：
就算人生閱歷漸豐，只要憶起年少受過哪些電影的震撼影響，肯定會用到「啟蒙」這字眼。和啟蒙相近的概念是「教育」，但兩者不大一樣。教育涉及一種系統化、社會化的知識灌輸過程，多半根據一個明確目標設定學習方向與獎懲機制。相對的，啟蒙經驗直指個體強烈的切身感受，但多半不是透由學科來引導，更沒有正規成績評比。
啟蒙的英文是「enlightenment」，直譯就是「賦予了光」——你不僅學到未知的事物，更因此產生某種「它照亮了我的什麼」這般奇妙感覺。這感覺帶來複雜的喜怒哀愁情緒，以及比學習強度更大的探索渴望，並據此構築起鮮明的主體意識，包括價值觀、人生觀、世界觀甚至宇宙觀。這也是為何，很多我們受教育習得的知識，以後泰半都將遺忘，但由某種相遇經驗觸發的啟蒙，卻一輩子牢記。或者更精確地說，啟蒙是一種將知識寫入身體的銘記。
啟蒙促成了現代人的自我建構，其運作仰賴大量的敘事連結。當代電影比起傳統小說和戲劇，具備有過之而無不及的故事能量，讓假戲若真的他方影像來到日常世界。觀影就像是經歷一場深層催眠似地，既進入與之無關卻可同理連結的他人「自我」，同時也讓活在過去的自我，通過凝視而有了追求未來新生的可能。電影是一個巨大的敘事參考資料庫，每一個影癡著迷似地遊走查閱這些故事，然後翻找自己、進而改寫自己。
對年少深陷升學主義填鴨教育的我輩來說，電影絕對是帶來啟蒙的關鍵媒介，尤其始於那些對少年來說仍屬禁忌、大人不會准許觀看的片子。在那個還沒有網路、也沒有獨立發行片商的年代，想看非商業院線片只能去傳奇的「影廬」MTV。當時我是極少數穿著高中制服、常在那裡和文青大學生一起混的小朋友。
把吃飯錢省下來，我看了不只一次的《教父》系列，那是我對權力與政治的認識啟蒙。看大島渚的《感官世界》，慾念震撼之餘，彷彿已讓我預習後來才閱讀的巴塔耶《情色論》。而《銀翼殺手》對應於《星際大戰》所構築的科幻史詩想像，逆向以一種反烏托邦的黑色漫遊，牢牢抓住我。我甚至因此買了人生第一本英文小說——菲利普□迪克（P. Dick）原著的《仿生人會夢見電子羊嗎》。不知為何，當時還深深著迷於庫伯力克（S. Kubrick），不只是和我同年誕生、驚世駭俗的《發條橘子》，更是《2001太空漫遊》。
迷幻時空、無重力漂浮、寂靜的孤獨沉思，重生與進化的兩難，一幕幕玄祕而詩意的影像，好像對我下了什麼藥似的。我記得好長一段時間，學校老師在上課時我都會若隱若現耳鳴聽到被用在片中的配樂——匈牙利先鋒派作曲家Ligeti作的《Atmospheres》。
除了MTV（後來又多開了「太陽系」和「巴賽隆納」兩間藝術片專攻），位於青島東路的電影圖書館，每年入冬的金馬國際影展、1989年底創刊的《影響》雜誌、重慶南路騎樓上專賣海盜版錄影帶的「秋海棠」，以及輔大學長聞天祥創立的電影藝術研究社，都是我日常牢牢寄生於電影的管道。
從學生時期到畢業工作，從留學生涯到返台任教，看電影逐漸從生命啟蒙變成了生活習慣。尤其在劍橋做博士研究那幾年，有段時間身心狀況不太好，於是每天吃完晚飯我幾乎都去當地藝術電影院或圖書館看片，當時甚至很認真寫了一年多的電影日記，記錄自由任性的觀後心得。毫無疑問電影是我的救命浮木，因為它告訴我不要放棄想像，生活還有他方，進可攻退可守。
「人們看也聊電影，不僅迷戀其給予的感官刺激，也因為它再現了真實與想像生活的喜怒哀樂；甚至有時，電影像本指南，建議觀者面對自身處境的可能方向。既然電影和人生，總是互為d□j□ vu（似曾相識），我們或許需要一些『連結』的提示。」這段話，我寫在2010年的四月此時，一本剛創刊電影雜誌《cue》的發刊詞。當時有群年輕朋友找了我，統籌總編這本新刊物。
「cue」的原意是用某個暗示訊號，提點人們如何行動或思考。多數表演創作，如果缺乏細微幽隱的cue做居中聯繫、提點轉折，流暢完美的呈現便不可能。其實不僅在電影拍攝現場需要各種cue，電影來到觀眾日常也提供了無數cue。前年我轉至北藝大任教，希望自己從以前至今能帶給雜誌讀者和課堂學生的，就是解讀甚至發掘這些cue的能力。
但願電影和人生互相cue著彼此，這始終是影癡如我者每天元氣的練習。
結語
●馬欣：
不知多久以前，我領略到一種幸福。類似我第一次讀到鍾曉陽寫的《停車暫借問》結尾時的感受。那是個悲傷的結尾，門外不知是風聲還是愛人曾駐足。但我因主角的悲劇性，體會到那些走留的，終能化為另一種形式留在生命裡。
無論是我們難忘那些歌，還是那些坐落在我床頭上堆得歪七扭八的書，或是我摯愛的反派小丑──希斯萊傑那樣如哭的笑，還是電影《阿飛正傳》那些早為離別預習多次的人們。
他們之所以成為許多人的記憶，是因為他們將生命沉重的，化為一段走遠的吹哨聲。提示著誰也沒更重要，誰都卑微。失去的必然，孤獨的不可避，你因此能寫出美，因有一種幸福不是可追求的有價，比較接近它眷顧你，卻與你無關，你只能捕抓到它片刻。
幸福是個抽象概念，當它變成可量化的具象時，它更是空虛的本身。
我想，在我跟明璁寫的世界裡，是以書或音樂、電影來捕捉到了世上的一瞬之光，與多數人追逐的「幸福」無關。它僅僅駐足，我們就足以自由。
那份幸福，在於可識得它。讀書不是讓誰可以過得更好，而是讓你在這濁濁又湍急的世道之中，有人會因為你還記得「美」是什麼。（下）
五月《文學相對論》
夏夏VS.林蔚昀 □將於5月4-5日登場 □敬請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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